作家的知音(蒋泥)

　　王干先生成名太早，不说他19岁发表处女作，20多岁在《文学评论》连续推出数篇研究朦胧诗的鸿篇雄文，单表他26岁在《读书》上发表的时下所谓“酷评”，评议的对象正是当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题目是《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莫言听说后开始很吃惊，找来一读，发现原来表扬居多，批评居少。不禁哈哈一笑，虚心接纳。

　　就是这么一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注意，以为此人大有来头，并在电话里向王蒙郑重推荐，自此“二王”惺惺相惜，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忘年之谊。

　　摆在我案头的 《在场——王干三十年文论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题目起得好不得意——真正的“新时期文学”也就三十年，而王干做了三十年的作家作品论，从头到尾都“在场”，是作家们的真知音，也是一个“老资格”！

　　不知道的会以为王干一定是一位年近耋耄的大先生了，岂知他刚过半百之年。

　　成了大名的王干，让每一位作家都愿意掏出心窝子，他阅人甚多，其论也就处处见肉，不时冒出人无我有的掌故，写来兴味盎然。

　　譬如他对苏童的家族历史如数家珍。第一次见苏童，23岁的苏童吃草莓吃醉了，倒在床上说一些美丽的胡话和笑话。草莓是红色，王干由此联想到苏童作品里的红月亮、红罂粟以及后来的红粉系列小说。认为苏童笔下的“红”，“几乎全部散布着腐朽的美丽气息”(103页)。张艺谋仿佛揣着了苏童的真意，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成电影。

　　其实苏童的“第一个恋人也就是现在的夫人”，名字里也带了“红”字。以至于细心的王干总结苏童作品人物的名字时发现，不少是“ong”音，如颂莲的颂(《妻妾成群》)，灵虹的虹(《井中男孩》)，五龙的龙(《米》)，殷红的红(《伤心的舞蹈》)等等。

　　王干对王蒙在新疆插队时期的人民公社的名字，都是脱口而出，足见他对王蒙的作品有多熟。透过王蒙的经历来看他的小说，王干认为，“王蒙的小说中只有青春和政治，爱情只是它们二者之间的混合物，当政治不能充分燃烧时，青春才会转化为爱的小夜曲”(127页)。

　　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判断更为准确的了。

　　王蒙先生大概是当代离政治最近而成就最大的一位小说家。他出身“少共”，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也就始终在编织“当代中国政治的种种色彩”。

　　王蒙告诉王干，年轻一代对政治不感兴趣，对过去的历史也很隔膜，他在后期的“季节”系列长篇里，不得不伸入过去一直回避的领域，那就是性生活、性心理、性行为。

　　或许这是“聪明的老王”想出的调剂之法？

　　和王干最知心的作家，我觉得应该是同乡汪曾祺。将来写汪曾祺评传，王干是第一人。因为汪老的一些趣味、脾性，有的连儿女都不知道，但王干知道。他们常在一起喝酒海聊。

　　由于王干是“老头子”的好朋友，弄得年龄比王干大出许多的汪曾祺的长子汪朗，每见王干，都得执晚辈礼。而年纪轻轻的王干，早早以“干老”之名，动之江湖，一副心安理得、受之爱之的样子，真叫我莫名其妙。

　　看来文坛上的辈分，是不是“某老”，不是以年龄，而是以出道长短定论的吧？

　　有的人四五十岁才冲出地平线，步入文坛，那他就得定位于“年轻作家”，不能冠之以老。

　　比如大器晚成的章诒和先生，62岁横空出世，这样的例子十分罕见。她的心态倒特别年轻，如今过了古稀之年，从没听说谁肯尊叫她一声“章老”的。

　　王干称呼汪曾祺，当然都是“汪老”啦。黄裳曾如此形容“汪老”，说“他的一切，都是诗”。代表作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等等，也无一不是诗。

　　王干说，汪曾祺小时候有过一段寺院生活的经历，这段生活写进了《受戒》(296页)。汪曾祺的“祺”和佛教相关。汪的语言充满禅味。他甚至按佛经的格式写过《释迦牟尼传》，可惜看到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