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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与言诗已矣(胡妍妍)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31日10:34 来源:人民日报 胡妍妍

  诗人西川说,母语就是你敢于在里面翻跟头、在里面胡打乱闹的语言,这才是一个人真正能够用来写作的语言。写作的人想必都有过赤手空拳地挑战母语、挑战传统的野心。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你很难确定母语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汉语言的博大精深让人探不到底,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更是让后来者心虚:自己翻的跟头千百年前是否已经有人翻过?

  对于一个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人来说,很难避免这样的“影响的焦虑”:不仅焦虑如何超越过去的经典,而且焦虑自己究竟熟识经典几分,那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常常只是一个笼统混沌的文学背景而已,哪里谈得上浸淫其间?这几乎是一种害怕无知、害怕没有受到影响的焦虑了。

  于中华民族的文脉绵延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的辩证。反叛的、变革的、创新的一派,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的静水流深的给养,反过来,它的反叛、变革与创新又被巨大的传统所吸纳、包容,成为传统的新质。一部中华诗词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裹挟着前进的历史,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因变迁而耗损,却能从一切创造性的变革中增益光辉。

  这样的一条诗词文脉,对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是迟早要回溯、迟早要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打出来的历史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悄然涵养一生、“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通”和“化”的一面,文学艺术从来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训练和知识赋予,人们读诗、谈诗、教孩子背诗,并不只是为了寻章摘句、舞文弄墨,很多时候是在借诗词出入经史、概括情事、教化人伦。从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暮年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古典诗词曾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之中,随人生境遇而远近隐显,有时像是亲切、顺手的乡物家什,张口即来,有时又像是一个隐秘而顽固的文化磁场——多少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被残破斑驳的碑刻中一句清雅隽蔚的诗文击中,甚至唤起了对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这就是文化的认同,它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迢递以系的传统。

  延续诗词的文脉,除却孜孜不倦的训诂考据,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日常的亲切可感的阅读。诗是“采风”的产物,口耳相传的诗词曾经让大地上歌声如风,温润徐徐,而今,这风却被现实推到了远山青黛的那一侧,越来越远,我们正在失落那种生活在“无意的浸淫里”(朱自清先生语)的日子。朱自清先生说,“诗里无我,实生活里有我”,“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在诗教陶冶之中,是现实向诗意看齐,是人在模仿诗而不是相反。经由读古典诗词,人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思乡怀人、历史咏古,无关乎己却又让自己反复感念,同理心将我提升到一个超越了“我”的地方,从而能更开阔地看待历史,也能更历史地看待此间的世界。这也是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始可与言诗已矣”的道理所在。你得能举一反三,能同情同理,从已知理解未知,从过去读出未来,如此才能一起谈论诗。这是诗的门槛,也是诗的情怀。对现代人心灵上的脂肪来说,是需要吹一吹这来自古典的清瘦的风了。

  今夏,我在挪威小镇乌尔维克拜访了挪威已故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故居。在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的背靠着千年雪山的果园里,豪格一遍遍地读着英文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与陶潜、杜甫、李白、白居易神交。他写过一首名为《陶潜》的诗:“假如有一天/陶潜来看我,我要/给他看看我的樱桃树和苹果树。/他最好春天来,/在果树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阴凉处坐下,喝一杯苹果酒。/我可能给他看一首我的诗/——假如我找得到他喜欢的诗。/今日飞龙在天,留下毒物与浓烟/在他那个时代,龙飞的声音更轻些,/有更多的鸟儿啾啾叫。/我这里没什么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他可能想隐居在这样的小果园,/但不知他是否会避世而问心无愧。”在读到它的那一刻,我想,豪格一定读过陶潜的《停云》,读过那句“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吧,这远隔时空的交相谈诗是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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