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二十年”纪事——读袁晞《冷战时代的我们》(虞金星)

《冷战时代的我们》袁晞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我所接受的“历史通论”式的知识里，中国和苏联从新中国成立初建交缔约到1960年代关系破裂，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显得十分突兀。结盟与反目都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以为一夜之间，苏联就从“老大哥”变成了“苏修”，就像兄弟分家决裂一样。袁晞的《冷战时代的我们》，终于让我补足了“决裂”背后缺失的那部分过程的知识。

　　“中苏两国缔新约”一章告诉我，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是一份水到渠成、“在恳切与友好的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达成的协议，相反，它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谈判过程。平生第一次出国到莫斯科会晤斯大林的毛泽东，对初次会谈的结果非常不满意，甚至宁愿“在别墅里睡大觉”。即使对这一协议本身，当时的国内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而这种状况，则可以追溯联系到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苏两党的历史关系，甚至中苏两国的恩怨利益。这些历史与现实，又草蛇灰线绵延至讲述“中苏关系的破裂”的另一章中，使这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影响世界格局更影响几代中国人的事件，既有五十年代的伏笔，又有1963—1964年之间“九评”所标识的在理论上的决裂。

　　“中苏两国缔新约”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冷战时代的我们》一书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间，所挑选的十九桩大事件之二。显然，袁晞采取的并不是通论的形式，而是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说，“有点儿像中国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这样的写法，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以事件为中心，更像讲故事，有头有尾，每个故事自成一体，避免了通史平均用力的平淡，又免去了为赶“历史”的进度而不断快进，自束手脚。这样的体例写法，最适合那些对于历史大脉络有些模糊了解、又对细节了解模糊的读者。得益于历史教育，我们大部分都属于这样的读者——我们早已跨过了了解历史大概的阶段，却多还停留在更丰富的历史现场门外。

　　于《冷战时代的我们》所写的这段历史，袁晞有特殊的优势。他自己是1950年代生人，亲身经历或者说直接间接地受到冷战大历史、小环境的影响，后来又长期在中国最重要的新闻机构新华社、人民日报供职，并以阅读丰厚著称，能够以更宽的视角、更广的心态看待历史的动静之变。所以，我们在里面能够看到他对相应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消息与评论的条缕析解，分析文法与语汇背后的历史曲折与政治含义；能看到他以十多年陆续搜集的英国文献译本、包括三十四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在内的苏联东欧文本为对应，串联起那二十年大事件中的“我们”、苏联与西方。在冷静的历史故事叙述之间，少年袁晞又偶尔闪现出来，让大时代的“我们”里，出现一个更微观的“我”：

　　“当年每有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往往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前一天的晚上八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大喇叭的声音四处都能听见。少年时代的我对文章的内容似懂非懂，但播音员那高亢的、不容辩驳的声音让人既兴奋又有点儿害怕，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这个“我”，或许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我们”。这或许也是《冷战时代的我们》这个书名的含义蕴藉之处。通常所说的“冷战时代”，主角是“争霸”的美苏，但这本书显然无意于讲纯粹的外国故事，而是致力于呈现这个背景中的中国故事，包括那个时代的中国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甚至如何介入。但这个“我们”，显然也不只是国家层面上的，它同样是指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接受到历史信息的每个个体——他们当年如何获取关于这些事件的信息，又获取到了怎样的信息。

　　设身处地，或许是《冷战时代的我们》这本“纪事本末体”历史书，比之《明史纪事本末》那样遥远的故事，更吸引人的读法之一：如果当年的“我们”，是今天的我们；如果今天的我们，处在当年“我们”所处的境地里，一切会是怎样？

　　“历史无法假设”，倘若一定要去体会这句话里的情绪，我想，其中会有难以抑制的沮丧，比如想象在某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当事者为什么偏偏没有做另一种今天看起来应该更好的选择；当然，其中恐怕也会有庆幸，毕竟，导向毁灭的选择，也不是不存在的，而我们毕竟尚未毁灭。这种复杂的情绪，或许就是袁晞在“导言”中所传达的，“我们确实错过了许许多多，但也庆幸战火没有蔓延到中国，庆幸核大战终究没有发生”。

　　而历史无法假设，也只是说历史已经发生，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掌握历史。或许这就是如《冷战时代的我们》这样的历史写作及历史阅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