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国：未失明的自然告白者(王琦)

　　首次接触徐俊国的诗是在2005年。此后，我陆续阅读了他的诗集《鹅塘村纪事》和《燕子歇脚的地方》，逐步明了他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诗人为自己勾画的地理位置与心理坐标———“鹅塘村”。

　　《自然碑》是徐俊国的第三本诗集。据诗人自陈，这是其“走出鹅塘村”的第一步，并想借此把以前的写作全部归零，重建自己的写作信心。在笔者看来，《自然碑》仍然延续着与上两本诗集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但无疑这本诗集在一些方面走得更远、更为超脱：它着力于处理自然神性与工具理性的某种对抗、现实与寓言部分转化的某种协调、中国传统民间谣曲与西方自然主义诗歌的某种交融等关系，以笔当枪，义不容辞地为天地之间的生灵与物灵发声。萨拉马戈在《失明者漫记》中曾描述过这样一种疾病———“这是世界上最富逻辑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对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于是最后，全城的人都失明了。这简直是一场致命的瘟疫，一场不经过身体接触、空气传播的瘟疫。置身于现代科技为我们提供的日益精巧与过度修饰的生活空间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不经意中染上了一种“失明症”———对于科技的崇拜式迷恋而衍生出的对于自然万物习以为常的忽视。于是在这本诗集里，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执着的未失明的歌者，他挺身而出要为自然万物告白，他就是———徐俊国。

　　《自然碑》共分为三辑：“第一辑：月亮让黑夜有了一颗皎洁的心，肉体回到灵魂，灵魂沉浸在自然里；第二辑：每一个正在老去的人，都想找回童年那盏灯；　第三辑：自然死了，童年灭了，我想在城市为之立碑。”(《后记》)依照诗人自己的分类，此三辑可谓脉络清晰，层层递进：诗人将心之所属的精神旨归划向自然与童真的维度，试图以此来解决和对抗后现代精神荒漠的问题与困境；　而当两者的回溯与归去难以实现时，诗人便将极具挽歌性质与讽喻含义的自然祭奠作为最后的精神安属之处。

　　在此本诗集中，有一个不得不重点提炼出来的关键词———灵魂。相比前两本诗集，这本更像是诗人自身的灵魂漂流记，自然万物在他的笔下呈现出鲜见的灵性与智性，草木有心，兽类有情，动心觉悟，风过可感。“有一些鱼路过我，我却叫不上它们的名字”(《大仓桥》)。诗人巧妙地置换了人类与生物之间的主体性，以鱼类的眼光衡量这个世界，关乎人类历史与文明的优越感在此被压缩成既薄且平的万物平等观。“它们成群结队，没有首领，也没有谁受欺侮/它们忍受着同样的寒冷，不欢喜，也并不恐慌/慢慢结冰的野鸭，像被恍惚的命运催着/游向芦苇稀疏的远方”(《野鸭在湖上》)。在诗人近乎白描的描述中，这群生灵仿佛向生活和世界做出了某种忍辱负重的承诺，人世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生命的庸常、平淡与重复性一览无余，这莫非就是诗人所说的“我们很轻易就把忙忙碌碌的一天重复成一生”(《请喊“鹅小鹅”》)？

　　在第二辑里，诗人从历时性角度入手，希冀在纵向的时间轴上重返童年，以童真的纯净与真心重拾对待世界与生活的信心，以“鹅小鹅”这一美与善的理想化身构筑一方精神家园。只是这种充满寓言意味的温情回溯、极具救赎童年创伤性质的精神补偿是否真的能承载如此宏大的使命呢？

　　在时间的轴线上，诗人重获自由之身。俗语讲，人死如灯灭。诗人别出心裁提炼出的“童年灯”这一精神符码打从一开始便烙上了悲情的阴影，“有一盏灯，被我们丢了，我们用过的光和岁月，已经生锈了”(《童年灯》)。时间的不可逆性使得童年成为永不可返回的“异托邦”，故而这盏灯是注定要湮灭在时间的黑洞里。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的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可能。”而诗人在此辑表达的即是这种意欲“重复”的现代性体验———关于“重复”的“善意谎言”。

　　诗集以第三辑“自然碑”命名，可见诗人自身对于这一中心主旨的珍视；甚或可以说，诗人通过前两辑的铺陈，正是为第三辑做准备，诗人也说过他的诗歌永远朝向两个向度：自然的秩序和美的道德，人的困境和生存的悲剧。但在笔者看来，诗人的语言思维模式、抒情姿态格调与专业美术经验似乎在处理前两辑的题材时更见功力，妥帖自然；反倒在第三辑中放有余而收不足，情感充沛但意象稍显单一。

　　言说至此，诗人似乎早有定论，却无比严肃煞有介事地在空间与时间上进行此番追索与求问又意欲何为？最后的所谓诗人吁请又是否真的有效？我想这无关紧要，他的诗歌本身即是在指涉一种强烈的呈现意义，有效地以“未失明的自然告白者”这一媒介身份把与人类物质生存和精神生长息息相关的周围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撕裂给读者看，在此我们讶异地体察到原来还曾有这样一种眼光观照过这个世界，“人之为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另一个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佐证———为自然告白，也为人类本身告白。

　　(《自然碑》，徐俊国/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