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富的漩涡里——读哲贵的小说(张莉)

　　“脱贫者”的生活

　　在《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中，哲贵说文学创作中对“商人”世界的书写是有偏见的。“这些年来，我看到太多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已 进入文学殿堂，成为经典，可对‘人’的描写，特别是对商人群体的描写和塑造，带有明显的偏见。”他也许是对的，因为他的生活环境使他获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 观察机会。这也意味着，他将对那些人——商人、脱贫致富者、“成功人士”、“富贵人群”重新进行改写。寻常小说中的生活：如何获得晋升机会，如何与上司周 旋，如何付昂贵的首付，如何在贫困线上挣扎等，在哲贵小说中将是绝迹的，他的小说人物已经不必再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奋斗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金钱之于“脱贫者”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相信某些富豪所标榜的——钱对他们只是银行卡“数字”的递减；如果我们想当然地以为金 钱对于身家过亿之人无足轻重，就未免太天真了。哲贵试图书写的是金钱之于“脱贫者”的另外关系，是那种不由自主陷入金钱漩涡的生活。

　　《跑路》写的是卷在财富漩涡里的人们，做实业的皮鞋老板禁不住高利贷高额回报的诱惑，开始了他的投机生意，500万、1000万、1亿、2 亿……当他把更多的钱投进高利贷行业，当他最终穷途末路，不得不借款维持时，真相才一点点浮出水面。《跑路》有关金钱，更关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欺骗。小 说《信河街》亦是如此。那种“不信”与“欺骗”的氛围遍布小说，每个人的信誉都在透支，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又一个个跑路。以金钱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在脱贫者 生活中显示了它的狰狞，由金钱引发的“不信”灾难足以吞没每个人的生活。

　　不信任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即造假，以假谋利。一如《雕塑》，董娜丽以不断整容的方式来确认自己，丈夫唐小河对她的行为方式分析说，“事情的真 相是，在你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跟许娅一样去做假冒产品。可是，出了工商的事件后，你就怕了，不敢了，所以，你在再三犹豫之后，找到了给自己做 整形手术的这个办法，因为在这个整形的过程中，你能得到内心的安慰。”可是，这样的逻辑似乎也太强词夺理了吧？唐小河作为男人的“幸福”生活不也因这样的 做假而受益，他为什么看到假的美的就兴奋，难道他的欣赏不是鼓励妻子继续整容的动力？当这位脱贫者振振有词地指责妻子时，你在小说中会看到属于富人的聪 明、也看到属于男人的无理和霸道。

　　这是哲贵笔下的富人生活。不动声色是这位小说家的叙述基调，他不是全知全能者，在他的小说里，人物没有被平白地打上好或坏、黑或白的标签。事实 上，哲贵和他的读者以及人物一样，是迷惑者、也是局中人，他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思忖着，做出适合他们的决断。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人被一只看不见的 大手在操纵，每个人都进入了怪圈，那只大手是命运？命运之说太夸张了，也许不过是贪欲，也许不过是被利益趋使罢了。身不由己地进入财富的漩涡里。看起来他 们脱了贫，但真的脱贫了？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人，谁愿意被甩出那样的航道，谁愿意视金钱为尘埃？不过是跟普通人一样罢了，不过是比普通人追求的金钱数目更大 罢了。

　　“我能不能做到不带偏见地进入商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描写他们的彷徨和挣扎、欢乐与忧愁、淡定与恐慌、责任与逃避、得与失、哭 与笑，雕刻出他们真实的形象？”(哲贵《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这是这位主要书写“脱贫者”、“商人”的作家所思考的问题。这样的疑问或思考当然是有意 义的。这世界上划分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你们、他们；男人和女人；有钱人和穷人；有权人和无权人等等。在一位写作者那里，用某种标准来把人群截然不同 地分开是危险的，而是要拂去金钱和浮华，要拂去皮相和表面，书写人本身，书写人的内心。也许，并没有哪位小说家敢说自己成功地写出了某一类人的真实形象， 但试图抵达的努力却是宝贵的。试图拂去偏见的书写，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可能性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反讽之意”

　　金钱不是数字，它们如此具体，是轩尼诗，是奔驰车，是玛拉蒂尼，是LV，是高尔夫俱乐部……“物”充斥脱贫者们的生活，成为他们人生的标签和符 码。“物”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人际以及处事逻辑。那位叫施耐德的男人，拒绝继女借钱，为了证明自己没钱，他把硕大的宝石戒指扔出窗外，告诉别人那宝石戒指 是假的。这个人，如此古怪。他节制、孝顺，不吃晚饭，凌晨跑步，许多生活习惯成为一种惯性，包括拒绝借钱也变成一种“下意识”。施耐德的行为令人迷惑，当 然他有他拒绝借钱的理由：“这些年，不断有人来工厂借钱。明说借，实是敲诈，有借没还。我说没钱，他们不信。他们手里掌握着工厂的生死大权。我不能得罪。 只好想出戴假戒指的办法。他们一开口，我就说没钱。他们说你戴这么大戒指，还没钱？他们一说，我就把戒指脱下来扔到窗外的河里，说，这戒指是假的。谁也不 会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手，都愣住了。我像一只狡猾的壁虎，自断尾巴，逃过一劫又一劫。”(《施耐德的一日三餐》)面对只想和他发生金钱关系的人，他便以另一 种金钱逻辑来应对。他也许并非我们理解的为富不仁，他只是厌恶欺骗和贪婪罢了。

　　读《施耐德的一日三餐》时，我想到李敬泽在《限度中的力量》中对哲贵小说的评价，他使用了“公正”一词，在他看来，那不是理论和观点上的公正， 而是艺术上的公正。“这种艺术公正要付出代价——他省略了，或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但这种公正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 了他所写的那些人所能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在他们的限度内所能领会的真理，他们可能是，甚至只可能是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所在的这个世 界。”

　　我以为，这一看法非常恰切。尤其是李敬泽提到作家所省略的东西，以及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深深的反讽之意，“我猜想，在很多年后，哲贵的这批小说会 比现在很多在同一问题上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的作品更有价值，因为他怀着同情，但又很可能是怀着最深的反讽之意，在小说中验证了他的人物的人性水平”(李敬 泽《限度中的力量》)。“反讽”也许并非哲贵刻意追求，也许他的目的只是渴望公正讲述商人生活，但对生活的逼真讲述和小说中人物对个人逻辑的言之凿凿让人 感到分裂、古怪和可笑。我不知道小说家是否同意这种分析，但作为读者必须坦率承认，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了那种一本正经表象下的古怪和可笑，这种可笑恰恰是 用最朴实的讲述态度才可以获得。严肃与古怪、可笑与正经、公正与怪癖，这是哲贵小说的丰富处，是最有意味也最迷人处，这也是不动声色的讲述方式所带来的。

　　反讽之意也出现在了《空心人》中。鲁若娃追求富二代南雨不成，最终决定嫁给另一位对她有好感的有钱人。可惜南雨听到鲁若娃结婚时并没有感觉。他 似乎不进入通常的人际伦理，从来都是有“你来”，却不一定有“我往”。傲慢、冷漠、排斥他人，是这位富二代的生活状态。这是个没有感受力的人。一辈子不用 为金钱奋斗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幸运吞噬了一个人的感受力，吞没了一个人的感知系统呢？如果一个人的感觉系统全部因“富”而被抹平，没有狂 喜，没有热爱，没有悲伤，没有欢乐，没有忧愁，没有恐惧——这样的人生是否依然令人艳羡？

　　没有什么比感受力更重要。一个人足够敏感，才可以领略这世界的美好和复杂。你体验到寒冷也体验到火热，体验到苦辣也体验到酸甜，所有这些感受都 好过无知无觉。作为这世界的过客，拥有丰富的情感是多么宝贵。有一颗不断跳跃的心，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便意味着作为人，你要和这世界发生一切应该发生的 关系。

　　《空心人》的结尾处，“空心人”南雨听到鲁若娃曾为他打过胎时，“南雨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捅了一下”。这与其说是人物的感受，不如说是相 信人心美善的叙述本人的意愿。《空心人》令人难忘处在于它写出了一个人或一群人生活的空洞感。也许哲贵只是讲了一段情感的升灭，但在这升灭中，你分明感受 到这世界里“空心人”的存在——为什么会变成“空心”？难道是因金钱而被抽空了人心，难道仅仅是有钱人才有空心？这样理解世界和人是狭隘的。人际脆弱、人 心苍白，不仅仅属于有钱人，《空心人》写的是有钱人的生活，但也不仅仅是有钱人的生活。

　　迷路者的“铜哨”

　　所谓脱贫，不过是脱离了物质的贫困罢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脱离精神贫困。当哲贵努力为他所要表现的人群画像时，金钱必然成为他创作的关键词， 而“心”则是他创作中另一个重要意象。什么是心，这位小说家并没有给过读者答案，人心的山水过处如何复杂和幽深，并不是他的意图所在。他所关心的，他所执 念的，是空心、是金属心、是心的迷失。

　　比如《金属心》。如果你能想到一个人安了“金属心”后的强大——不再担心死亡随时随地的威胁，那么你便可以理解金钱如何使一个人强大了；如果你 能想到一个安了金属心的人那毫无痛感的心如何一点点被温暖、被情谊、被不爱金钱的女人所打动，你就会知道，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远大于它的题目“金属心” ——小说有关一个人的心如何因财富变成“金属心”、又如何因人性和情感而变回人的心。你能想到一个安了金属心的人突然感受到那种湿漉漉的美好吗？那是有关 人性复苏，人心回暖的故事。

　　顺着心的方向张望，我们将越过金钱和物质的屏障，看到情感，看到心灵，看到那些与金钱和财富并不必然有关的东西。《迷路》写的是寻路，写的是这些富人在野外的生存，以及寻路中的种种挣扎。这让人不得不想到我们如何在由金钱构成的雾霾里寸步难行。

　　小说的结尾，麻妮娅和夏孝阳在野外宿营，夏看到了一把铜哨子。“他问麻妮娅这个铜哨子是干什么用的？麻妮娅愣了一下，对夏孝阳说，铜哨子是招魂 用的，在山上时，有的驴友走失了，或者迷失本性，其他驴友就用铜哨子招他的魂；还有一个用处是招自己的魂，人在山上，容易产生幻觉，迷失自己，这个时候， 用铜哨子一吹，魂魄就归位了。”

　　那把铜哨子如此迷人，具有某种象征和隐喻色彩，正如小说中两位男女主人公也意识到的那样：

　　麻妮娅看见夏孝阳手里还拿着那个铜哨子，翻来覆去地看。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对麻妮娅说：

　　“我吹一下铜哨子好不好，反正这里也没别人。”

　　麻妮娅点了点头说：

　　“好啊！”

　　得到麻妮娅的答复后，夏孝阳突然又显得胆怯的样子，犹豫了两次，才把铜哨子放进嘴里。他用鼻子吸了深深的一口气，鼓起腮帮，吹出去，嘹亮的哨子声从帐篷里跳跃起来，奔腾着向白云深处冲去。麻妮娅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

　　《迷路》的结尾处让人想到很多，但也可能什么都让人想不起，因为那哨子声太嘹亮了。它在召唤，在唤醒。我们会因此神游一会儿——是什么使麻妮娅 的眼泪掉下来？是那种呼唤。只有在这个空旷的大自然里，只有离开那么多丰饶的“物”，一个人才可能如此贴近她的自身，贴近她的心。《迷路》写的是脱贫者麻 妮娅的寻找，也写的是像她一样的无数人的寻找。一个物质富足的人不一定必然是精神整全者——有钱的人，富足的人，贫穷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都在 寻找一种精神生活的建设。《迷路》以一种象征和寓言的方式讲述了“脱贫人”的生活，也讲述了我们时代所有人的生活状态。

　　写出脱贫者的日常生活，更写出脱贫者生活中的麻木和痛苦；书写我们时代在金钱面前的种种困窘、焦虑和不安，也写下我们时代苍白的精神生活、以及 我们对这种生活的试图摆脱。多年以后，重读哲贵这些小说时，我们感兴趣的不再是脱贫者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充斥他们日常生活的那些“物”了。绝不是。使我们保 持兴趣的永远是那些人、那些人心、心突然痛了的那一刻——物随时随地会被新鲜之物覆盖，但人心的痛苦和不安却能跨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