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文艺批评的抓手(周思明)

　　批评与创作之间关联性的断裂，一直是被人们广泛诟病的突出问题。批评的“自说自话”与创作的“自行其是”乃是这一断裂给双方带来的消极后果。事实上，当批评沉湎于“自说自话”之时，也同时是创作“跟着感觉走”而不可避免地失去方向感之际。一方面，是批评的故步自封隔绝了丰富活跃的创作；另一方面，是创作的浮躁急就呈现为粗制滥造、佳作匮乏。

　　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大数据时代》一书中认为，“大数据”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乃至价值观念。大数据时代诞生了更多的艺术作品，艺术创作也变得更趋复杂多元，而艺术批评的主要职能是对创作进行规律性研究，其本质是对于“情感与形式”的研究。要使这项研究具有针对性并实现有效性，就要树立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批评理念。批评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批评的过程是求知、求真、向善的一脉相承。检视既往，批评曾经有过“新方法”探索的狂欢。探索“新方法”，本意是使研究具有新视角并呈现新气象。但是长期以来，从事批评的人们在对“新方法”的追求中，给人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印象，给人一种在变着法子阐述既往而非探索新路、预测未来的口实。其实，既往的“历史——美学”的方法已经架构起批评理念的坐标，我们亟须做的是，将这个坐标深化到“认知建构”和“整体把握”中去。

　　正如创作不能脱离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批评也不能脱离对艺术创作的学识建构。对于“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重点是艺术创作中情感与形式在相互关联中“双向建构”过程的实现。“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是充满变量的，在许多情况下，由这些变量而造成批评的复杂性。大数据时代能够使批评者获得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但也有可能因不能定位视角而让人身陷沼泽、四顾茫然。

　　就批评而言，日益增强对创作现象中数据的分析能力，有效实现对未来创作思潮的预测能力，当属迫在眉睫的任务。“大数据”由于数量巨大，且来源庞杂，它通常用“概率”说话而并不给出“精确”的判断。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将为信息分析带来三个转变：一是信息分析“更多”，我们将面对全体数据而非随机样本；二是信息分析“更杂”，它要求我们在扩大数据规模时要学会应对“混乱”；三是信息分析“更相关”，这需要我们善于找出原本毫无关系的数据间的“关联性”。其中第三个转变，也即对信息分析“更相关”的认识至关重要。批评无疑具有显著的“学问”特征。有人把这种“学问”概括为“求知之学”与“求真之问”，窃以为不无道理。批评的“学问”一般分为两个步骤，即先“求知”再“求真”。批评作为社会公器之一，既不能“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也不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问题意识”是其首当其冲的重要元素。

　　我们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大数据时代，各种思潮、现象、流派风起云涌，亟待每一位批评者的思维转变。据此，有的论者提出了“经典思维”和“量子思维”。所谓“经典思维”，是基于知识的思维，在对“过去”的关注理解中强调“因果律”；而“量子思维”是探求未知的思维，在对“未来”的预测把控中强调“关联性”。寻找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关联性”，这是从事批评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需要强调的是，“问题意识”是大数据时代进行批评最应强化的意识和能力。在角度选择、理性应对之后，“问题意识”通过自身可以转化为“价值关怀”的高度。定位视角就是我们所说的“角度选择”，在批评展开时可谓是“关键词”。批评作为特殊性的创作，角度选择是切入点也是关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意识”的自觉以及它对创作走向的预测和把握，都深深维系于批评的“角度”。角度窄了会把问题看得偏狭，角度阔了会把问题看得模糊，角度的俯视会把问题看得轻巧，角度的仰视又会把问题看得繁缛……更重要的还在于批评角度的切入点，虽然不能不受“个人之心得”的影响，但切入点一定要有“天下之公器”的胸襟。

　　要实现文艺批评的理性高度，笔者以为条件有四：一要有大视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实现艺术创作、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诸般要素的充分占有；二要厚积薄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实现上述三个要素的精当撷取；三要有较强的逻辑，“胸有成竹”“撒豆成兵”，以实现艺术批评要素的有机整合；四要有高站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以实现艺术批评要素的结晶和升华。与此相关，文艺批评家还需要培养和强化四个意识：一是主体意识，即文艺批评集成要素及范式建构要服从主体论述问题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包括开放批评的思想学术空间和批评范式建构的思维跨界；三是方法意识，即善于围绕文艺创作、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各种问题，借助各种方法的奥援；四是超验意识，即通过审思文艺创作的各种问题，提出批评者的价值观念，以预测和把控文艺创作的未来，通过对文艺批评特殊性的学识建构，使文艺创作事业得到更有力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