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在场”的批评——《在场：王干30年文论选》浅议(席云舒)

　　《在场：王干30年文论选》 王 干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场：王干30年文论选》是批评家王干的30年文论精华，收录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小说评论、诗歌评论和文化批评文章。这36篇文章不仅记录了王干个人30年来的文学批评历程，也像是缩影似的记录了新时期文学30年的发展与流变。

　　王干早期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朦胧诗”的评论方面。1986年到1988年，他先后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辉煌的生命空间——论杨炼的组诗》《时空的切合：意象的蒙太奇和瞬间隐喻》等文章，那时候《文学评论》还很少发表诗歌评论，连续几年发表一个人的诗歌评论更是前所未有。1998年，我也曾写过一篇《论“朦胧诗”》，但写作时距“朦胧诗”的时代已较远，所以只能采用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各种文献资料中去梳理“朦胧诗”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后期的不同特征。但王干的“朦胧诗”评论则不同，充满了现场感，例如他对“星星”画派与《今天》杂志关系的论述，只有亲历过那个时代并且敏锐捕捉到其中所蕴涵的精神与时代气息的人，才能描述得如此准确、生动。若不了解当时的“星星”画派与“朦胧诗”的关系，是不可能完整地描述那个时代的诗歌面貌的。

　　王干早期不光做诗歌评论，同时也做小说评论。他常常把诗歌与小说进行互证，不只是比较其优点与不足，更具有创造性的是，他用同时代的小说中的细节去解释诗歌，又用同时代的诗歌去解释小说，这就更容易让人理解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特征，也更容易让人理解作品本身。

　　由此我想到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某种缺失。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把某部作品当作一个历史文本加以研究，而很少顾及该作品与当时其他体裁作品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也强调设身处地、知人论事，但这种设身处地多是从作家的生平经历和时代环境等方面着眼，而很少去还原当时的文学现场。我们比较不同的作家作品时，也很少拿诗歌和小说去比较，把文学与绘画进行比较的更是少见。这种缺失，不仅使我们很难体会文学发生时的语境，有时也使我们难以理解作品的具体细节，因而产生误读。比较起来，立足于文学现场的批评，注重的是艺术本身，注重的是对作品的艺术解读；而立足于史料的文学研究，注重的则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对于前者，作品是一个鲜活的对象，而对于后者，作品本身和关于该作品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一堆史料，被学院式的研究过滤掉的，可能恰恰是文学现场批评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末，王干率先倡导“新写实小说”。他撰文归纳“新写实小说”的特征：反对“典型”，还原生活本身；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文学的接受是一种作家与读者的“共同作业”，是从单向的灌输到双向沟通的转变。这些观点今天看起来可能并不新鲜，但王干在80年代末提出这些观点，对当时的文学思潮起到不可否认的引领作用。90年代初，王干又参与策划了《大家》杂志，使之在中国文坛一度独领风骚。不久，他又提出“新状态小说”和“南方的文体”等概念。“新状态小说”是指以朱文、鲁羊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派之后的新潮小说的创作，虽然这个概念不如“新写实小说”那么成功，但王干还是借助他编辑的《钟山》杂志，发掘、培养了许多文学新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如今已是著名作家。“南方的文体”则是指文学批评上跟“北方”(学院派)相对的文体，实际上就是文学现场批评的文体。在文学研究与批评界，学院派往往轻视文学现场的批评，认为他们缺乏学理，观点多感性而随意，但事实上，正是这些文学现场的批评，在若干年后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王干提出“南方的文体”，捍卫的正是文学现场批评的正当性及其价值。

　　90年代后期，王干担任《东方文化周刊》主编，把一份以影视、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类刊物办出了文化品位。在办刊的同时，他自己也研究起了大众文化，从足球到娱乐明星，从影视到网络文化，写了很多文章，后来编成了文集《赵薇的大眼睛》。他给《东方文化周刊》注入的文化批评精神，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大众文化研究的热潮。2001年，王干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中华文学选刊》主编，10年后他又改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副主编。虽然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冲锋在文学批评的第一线，但他仍在以另一种方式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年他的兴趣转向了《红楼梦》研究，收在《在场》一书里的《影响的焦虑——〈红楼梦〉与当代小说创作》和《千古〈红楼〉通〈锦瑟〉》，都显示出以现代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努力。也许王干今后会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学研究，但我相信，他的文学研究必定与学院派的研究不同，他的研究一定会带有他自己的独特感悟。

　　30年来，王干的文学批评，正如书名所揭示，是始终“在场”的，他站在文学发生的现场对文学作品的得失进行分析，对文学发展的新动向进行把脉，对文学思潮的流变进行引导。他的这些文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书中所论述的文学作品，也必将成为后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份重要的史料。但既是精选，《在场》也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一些细节。比如，王干30年来的主要贡献当然是在文学批评和对文学潮流的引领与倡导等方面，但他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活动家，他的很多文学活动却未能体现在这本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