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收获(郭海军)

　　文艺理论专著《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是资深文艺理论家张炯系统地探讨当代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收获。在《文学透视学》文艺理论专著中，张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辨识和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以及其他文艺理论家有益的文艺理论成果，结合中外文学历史实践的经验，对客观存在的文学状态及其本质和规律，做了系统的、立体的、多维的探讨和把握，不仅在体系上严密，而且在理论上有许多突破，充分表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应有品格。

　　首先，《文学透视学》不仅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自信，而且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理论定力。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创作和理论多元发展的格局，这有利于促进不同文艺思想的对话与互补，也构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冲击和挑战。于是，在当代文学理论界，有些文学理论家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左右摇摆，甚至左右通吃。而张炯则一以贯之，没有左右摇摆，充分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定力。张炯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当今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的科学结晶，因而也是文艺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石。《文学透视学》尽管涉及文学与其他艺术的比较，却明确以不同时空中不断运动、发展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多层面多方位地去探讨包括文学的本质与功能、文学的作品与构成、文学的创作与思维、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文学的历史与生态等多方面的现象与本质、例外与规律。《文学透视学》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对文学在历史运动过程中不同形态进行充分的考察，在这个基础上，多层面地探讨了文学的本质，包括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文学的审美愉悦性、文学的语言符号性、文学的现实反映性、文学的思想倾向性、文学的人民主体性。这既与一些缺乏理论自信乃至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的文艺理论家不同，也与主张要回到文本的具体阐释，从中发现文本的意义的阐释学的文艺理论家有异。张炯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将人类的实践划分为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这三种基本类型。接着，又将科学文化实践分为科学实践与艺术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张炯认为：“体现艺术实践的意识形态则旨在使人们从中获得美感的愉悦。艺术实践又分化出文学、美术、音乐、舞蹈、雕塑等许多门类系统，它们作为人化自然的精神产品，虽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却含蕴更多人类的主观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客观世界的果实，其主要功能并不旨在认识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本质，而主要为了满足人类审美愉悦的需要。”他不但从人类社会分工中把握文学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与其他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区别中界定文学的特质即文学还是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他在将文学本质与功能相联系的论述中，不但阐释了文学美感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还论述了文学的政治、经济功能与智力培育功能，并细致区别不同文学门类的不同功能。他不仅对文学作品作为文本构成进行解析，而且对文本的创作思维过程，对文本的产生与传播、接受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深入的考察，认为“文学传播是文学创作与接收的中介。它既是文学生产过程的延续，也是文学接受的前提”。张炯深入地探讨文学的传播手段与方式，提出了文学传播手段与方式自古至今的三个历史时代，即口传时代、书传时代和电传时代，论述了不同时代文学传播的特点及其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他还对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外的生态关系，包括文学与艺术，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及其蕴含的规律也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文学生态论。这些努力填实了文学理论的空白，弥补了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不足与偏颇。《文学透视学》体系建构和具体论述为文学的各种历史性的活动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阐释，体现了学理的完整性和创新性，更加全面合理和科学。从而推进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利于人们去创造文学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促进当代文学的繁荣。

　　其次，《文学透视学》不仅善于与不同文艺思想对话，而且善于在吸收不同文艺思想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就是张炯在深入地解决当代文艺理论分歧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曾指出，“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文学透视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在比较中提出自己经过辨识的见解。如论述美，便先介绍从古希腊、罗马直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诸家和我国古代诸名家的美学见解，最后才阐述自己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提出的新见。如书中在探讨文学的本质时首先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的现象都纷纭复杂，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因此很难断定它的本质是什么。张炯然后既肯定反本质主义的一定合理性，又指出反本质主义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事物总处于运动变化的纷纭复杂状态，而否定事物运动形式的特性和它的发展阶段性及其相对本质的存在。比如，《文学透视学》还尖锐地批判了当代文坛反理性主义的倾向，首先介绍了尼采的反理性主义、柏格森和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白日梦”说等诸家的论点，然后才提出自己批判的意见。他指出在诗歌中只表现瞬间感觉，或表现某种梦幻，在小说里只有片段加片段的人的感觉的描写，甚至把人的感觉混同于人的欲望，把文学写作变成“欲望写作”，这种状况在创作中不是不存在，但它不能代表古今整体的文学创作。而且在列举大量例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感性、理性的交互作用和文学所以具有思想倾向性之后提出，“历史上的伟大作家总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可以说，还没有什么作家因为自己的作品无思想而显得伟大的。”这样开放性的论述不仅有利于读者客观的独立思考，也能更有力地揭示反理性主义的片面与错误。

　　张炯不仅敢于批判一些有影响的错误观点，而且多于批判中提出自己的理论新见。他对于文学创作思维中感性与理性交互作用的见解，就是在批判反理性主义的前提下，基于对文学与其他艺术创作相区别的特点做深入研究而提出的卓有说服力的见解。张炯对文学艺术形象的特点及其审美心理机制的把握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如果说，艺术形象是文学作品的形式，那么，思想和情感便是文学作品的内容。文学的审美判断不仅有形式美、包括语言美的判断，还必然包含有真伪的认识价值判断和善恶的精神价值判断。虽然，真和善的东西并不都表现为美，但美是以真、善为前提的。而假和恶的东西则很难被人认为美。”这里，他对于艺术美的理解就完全区别于形式主义的美学。

　　在文艺理论对话中，张炯由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划清界线，他对文学问题的辨析总是辩证的、实事求是的，从而也更具真理性和说服力。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有些人在强调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作用时往往容易剑走偏锋，只强调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主体起决定作用。在对艺术美的把握上，只强调了作家对美的创造，而忽视这种创造中便包含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他们甚至认为，文学艺术的美只是作家的理想、愿望的实现。而张炯则坚守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从人与对象物互动的辩证关系中把握文学艺术的美。张炯认为：“对于文学来说，也是先有文学作品中客观蕴含的美，才培养了人对文学美的感觉。对于一个从来不曾接触事物的美或文学的美的人，他自然不可能产生这方面的感觉。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没有美的感知能力，没有语言和文字的识别能力，他当然无从识别文学的美。”(第21页。)这就是说，人对文学的美的感觉和认知是从人与对象物互动的辩证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张炯对文学的美的把握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在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的论述上，有些文学理论家过分夸大文学批评家在文学经典作品形成中的作用和影响，似乎文学经典作品的形成不是由文学经典作品自身决定的，而完全是取决于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文学选家。张炯则既肯定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文学选家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指出文学经典所以形成，根本上取决于它们具有高于同代作品的优秀品质，并且文学经典化不但与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有关，还与文学传播和接受也有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但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这种立论无疑更加全面和辩证，也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文学理论的建构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实践的历史认识过程。《文学透视学》对文学理论体系所做的新的构建和对于有关理论问题与知识的新的论述，就张炯个人来说，某种意义上是他的学术总结性的成果，而对我国学术界来说，则属这方面的阶段性成就。由于它的学术价值，不仅值得人们祝贺，我以为，也值得向广大的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