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当代“生活”的印记(路艳霞)

　　按着巴金手模推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门，阳光洒满大厅。拾级 而上，走进正在举办“天地家春秋——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展览的二楼展厅。展览很冷清，一天最多不过十几个人来参观。上周日，记者逗留的一个多小时 中，竟没遇见其他参观者。现场有一位工作人员，是个19岁的男孩。从今年11月底以来，他几乎天天和“天地家春秋”厮守在一起，不过，他似乎还是对巴金没 有兴趣。

　　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远离我们不过才9年，难道真的这么快就被遗忘了吗？寻找巴金在当今“生活”的印记，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次迫切行动。

　　当代研究的去符号化

　　回忆起大学时代写的研究论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巴金研究会会长陈思和笑言，那个时候的论题很“好玩”——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论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论巴金和欧美恐怖主义关系(因为巴金书中写到暗杀)，通常是他的同学李辉写初稿，他再改。

　　陈思和与著名作家李辉当年的研究视角，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如此遥远，他们以另一番独特视角重新走近了巴金。

　　今年9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黄茗茗漫步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她在寻找80多年前巴金在泉州留下的足迹。

　　黄 茗茗走遍了泉州老城，西街保持着古朴安静的格调，深巷里的茶馆和街旁的旧书店，让黄茗茗不断猜想巴金的旧日时光。中山路是从民国保留至今的一条商业街道， 可以看到许多老商号的字迹至今还留在门梁上。黄茗茗走在巴金走过的小巷里，巴金1930年在泉州期间拜访诸多朋友，小巷中弯弯曲曲的石板勾起他敏锐的嗅 觉，在《雷》《电》和《星》几部作品中，巴金都曾描述革命者们在黑夜中穿梭于古城各个小巷子，或举着火把，或持着手电筒，或索性由星光照路。

　　黄 茗茗不会忘记巴金去过的中山公园，这里离黄茗茗家并不算远，广场上200多年树龄的老榕树依旧伫立，同样幸存下来的还有一座石狮子。黄茗茗把更多时间留给 了黎明高中，巴金曾在那里教书。她说，巴金在此住了快一个月，和学校老师同吃同住，他在书里写的操场上的大榕树还在，而《雷》中的人物敏和慧曾在这棵树下 讲话。

　　“巴金除在泉州认识了无政府主义的伙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古城中的独特风物，他在高度紧凑的故事情节中加入具有南国古 城特色的景致、风俗、人情的描写，使人更能信服这是发生在一个南国古城的故事。”黄茗茗最终以新鲜视角写成了论文《巴金小说笔下的泉州风》，在巴金研究 会、巴金故居最近组织的第十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青年论坛征文活动中，这篇论文被专家纷纷点赞。他们甚至说，以后去泉州，这篇论文有地理指南的强大功 效。    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电影《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短篇小说《团圆》，两者之间的关联，同样让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博士吴明宗着迷。吴明宗 花了五个月时间深入其中，写了一篇2万2千字的论文《在体制与理想之间：论〈团圆〉与〈英雄儿女〉之创作思维》，并凭此荣获青年论坛征文活动的一等奖。

　　“这 篇论文是基于我目前的研究领域‘两岸当代战争文学比较’展开的。”吴明宗通过电子邮件表达了他写作此论文的初衷，他去年底偶然发现《团圆》，并找来《家》 等多部作品进行阅读，“巴金小说的主题，在台湾文学作家笔下也常出现，他同其他我熟悉的台湾作家一般，都用敏锐的目光精准地捕捉到时代的关键问题，进而透 过文学进行展现，文以载道的气息还是浓烈的。”

　　但吴明宗认为，《团圆》算不上成功的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将《团圆》视为巴金在文艺体制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协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部作品展现了当时中国抗美援朝的革命激情，体现出时代文艺创作的特色，“巴金的人道主义关怀仍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

　　不 仅是年轻人，连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这样的专业人士在推广巴金时，讲述的内容也发生了悄然改变。周立民最近刚到四川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巴金和他的朋友 们”的演讲，他说，巴老和朋友不是酒肉朋友，他和沈从文、李健吾都有文学观念上的冲突，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发生过争论，直到晚年也未达成一致，但这并没有妨 碍他们做朋友。周立民还告诉同学们，巴老做的不是堵枪眼这类大家很难做到的事情，而是人人都能做出来的小事情：他身体好的时候，一定会送客到家门口，这是 他的规矩。“我讲的不是心灵鸡汤，而是让大家知道，在他们的活法之外，还有一种人生。”周立民认为，现在的人需要看到一个真实的巴金，而不是“高大全”符 号化的巴金。

　　图书市场，他并不寂寞

　　和研究领域的巴金一样，图书市场的巴金直到今天也未曾寂寞。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的办公室很凌乱，地上桌上到处是书，但那套今年6月最新出版的《随想录》是被小心安放在书柜里的。赵萍是这套书的责编，她为此感到莫大荣幸。

　　巴金其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看家菜”，从1953年至今，巴金的《家》《春》《秋》销量已超1000万册，其中《家》550万册、《春》259万册、《秋》249万册。而《随想录》销量也有40万套。

　　来自北京开卷信息有限公司的一组监测数字表明，巴金在当今图书市场依然表现强劲。巴金图书动销品种有485种，已进入公版领域的《家》更有26家出版社在争相出版。巴金的作品遍布于文学读本、教辅教材、连环画各类读物中。

　　不仅如此，在古旧书市场上，巴金也拥有永葆青春的魔力。

　　《草 原故事》由高尔基著、巴金译，1931年出版，在孔夫子旧书网的喊价高达15万元。店主称，“此书是唐弢旧藏，他在《晦庵书话》中曾有专文介绍。”据说， 此书印数1000册，全部送往南洋销售，仅给译者30册作为稿酬。因此，国内极少见，且流传有序，是孤品级书籍。

　　而巴金《灭亡》 《家》在古旧书市场，也都是宠儿。《灭亡》巴金签名赠本在网上已卖到2万5千元。此外，雨香亭店主小迅告诉记者，他最近刚刚以6000元卖出《家》 1933年的最初版本，“这本书我几年前买时也有4000元，那位藏家说他买书是为了研究巴金。我想我也不多挣了，旧藏给个好人家，也算让书有了好归 宿。”小迅带着浓重的天津口音说，经历“文革”后，巴金初版图书存世稀少，但凡谁手里有货，都出手极快。但他也提到，“全国玩‘新文学’藏书的，估计也就 两三千人，这在收藏领域属于小众群体。在玩清版、明版那些古籍藏家看来，算是‘小儿科’了。”

　　而巴金图书的整理再版，更是图书界的永久话题。《巴金全集》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1994年出齐，共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正在着手进行《巴金全集》修订，已完成五卷，最新版《巴金全集》将于明年面世。

　　《巴 金全集》编委周立民介绍：“此次校勘过程太难了，光是巴老的首部作品《灭亡》，几乎每句话都有改动。”他说，如果把所有改动都显示出来，读者阅读时恐怕要 疯掉，最后编委会经过商讨后采取了折中办法，“一些无关紧要的，文学修辞上的修改不列入校勘中。但一些重要信息的修改，比如S市要注释成‘上海市’，以及 整段的增加或删除都会有注释。”

　　全集还将提供《家》的不同底本，供读者选择性阅读。周立民说，巴金对《家》的修改前后至少有8次， 很多重大删改，可以展现他不同历史时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前后的删改变动情况，也将在新版《巴金全集》中得到完整披露。“《家》的初版本和最后定稿本 将同时在全集中呈现。”

　　巴金的日记、书信和译文，也有很重要的增补。周立民尤其提到最新收入的巴金晚年书信，言语间饱含了巴金和朋 友之间的真诚和坦率。“巴金和朋友都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曹禺在给巴金的信中，甚至是谴责自己、充满懊悔的。而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中，说自己脾气急躁，还会发 发牢骚、诉诉苦。”

　　此外，上个世纪90年代，出于各种考虑未收入全集的文章，此次也一并收入。其中，有巴金对苏俄政策的批评文章 等，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将会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巴金在“反右”期间写过的一些文章也全新收入，“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写的文章，代表了特殊时期的巴金状 态。”周立民说。

　　语文书上，他活得有点尴尬

　　走进书店，一册册中小学语文课本翻过，发现中小学课本除了收入《海上日出》《繁星》《鸟的天堂》《灯》等外，《小狗包弟》还被收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

　　尽 管从小学到高中，巴金一次次和学生读者见面，但记者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随机采访，得到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北京实验二小六年级一位小男生说：“我知道巴 金，他很有名。”还有一位秀气的高一女生想了半天才说：“课本上好像有他的文章，就是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一位初三的男生更是实话实说：“我知道巴金，但 对他没有兴趣。”受访的十几位同学中，竟然没有一人说喜爱巴金，几乎无人记住学过的巴金文章题目。

　　直到碰见一个捧着《僵尸生存手 册》看得极其投入的男孩，这样的尴尬才稍稍有了松动。他叫梁虓，在北大资源中学上初一，最近看到巴金一篇文章《怀念萧珊》，“对待妻子的离去，他有点自 责，有点悲伤，还有怀念，各种情感都掺杂在这篇散文里了。”他觉得巴金的语言不老，用词、用句易懂，即便对现在的读者也不会造成阅读障碍。梁虓并不是在课 本上读到这篇文章的，而是在爸爸买来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中读到的。相比之下，梁虓对于课本上的“巴金”并不满意，他说课本上的巴金文章情景描写 类太多。“我不喜欢情景描写，我喜欢故事化、细腻的文章。我发现很多小孩也都喜欢‘故事化’，情景描写现在不那么‘发烧’。”

　　《这 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由《收获》副编审、作家叶开编写，听闻来自北京读者的反馈信息，他说自己很感动。“这证明我选《怀念萧珊》这篇文章的判断是有道理 的，巴金写得如此有真情实感，只要有基本阅读经验的人，都能理解，因为我上初中的女儿就能理解。”叶开说，当初在编书过程中，他和夫人反复研讨过这篇文 章，“巴金在‘文革’之后写的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如此杰出的文章不选入，就会像孩子们所以为的那样，巴金就是一个作家，写的都是风景文章。”叶开认为，这 样反过来会误读一位杰出的作家，也误导了孩子们，让他们可能丧失进一步阅读巴金的机会。

　　黄茗茗最近正在福建泉州一所中学实习，同学 们对巴金的解读，超过了她的预期。黄茗茗讲了巴金散文《小狗包弟》，当她问大家，对文中“我”为自保而抛弃小狗的行为应如何看待时，一位高一学生回答道： 在课前预习时查过一些资料，巴金在“文革”期间受到很大迫害，甚至他的家人都受到牵连。他因此觉得，“虽然小狗的生命也是珍贵的，但巴金在那样的环境下为 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更大迫害，而不得不放弃了喜爱的小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不是巴金的错。”

　　很多时候，是成年人低估了孩子 们。周立民在中学推广巴金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周立民曾到一所中学给学生们念一篇巴金文章，文中写巴金跟三哥在南京读书，离家在外，天天等着家信， 他表达孤独的感受很快被大家领会。“很多同学说，我们年轻人不是也写孤独吗？不是也写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吗？他们说，‘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曾经遥远的 巴金，因此而变得亲近起来。

　　面对这一幕，周立民感触很深，不是大家天然不喜欢鲁迅、巴金这些作家，而是很多人没有机会读到更多原 作，“这些年我不断在讲，读现代作家，读任何一位作家，文学史上说的不算数，媒体上说的也不算数，必须要认真去读两篇作品，才能判断是否了解他，是否喜欢 他。”他认为，中小学课本散文作品的选入多了一点，“其实巴金有的小说可以推荐给中学生课外阅读，即便是片段也好，比如《家》《憩园》《寒夜》，还有巴金 的短篇小说。”周立民认为，应该让学生有机会接受全面的巴金，而不是固定一个面的巴金。

　　对此，叶开也认为， 大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 在高中毕业后就结束了，语文教材所提到的所有作家，也许是他们今后一生中唯一知道的名字。“但我们会遗忘掉这些经典作家，课文选择不当是最直接原因。”叶 开直言，改变一种思路，改变一种眼光选教材，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新天地，原来不喜欢的作家也许就会变得可亲。

　　延伸  

　　巴金，被我们深深误读了

　　“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该感谢读者们的宽容。”巴金曾如此说道。

　　其实，不是所有读者都有足够的宽容，巴金长期被误读，种种说法甚至流传很广。

　　一 些年轻人嘲笑巴金，觉得巴金很胆小，他活到快100岁，还站在那里说要“讲真话”。他们甚至嘲笑，讲真话有什么了不起，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撒谎。但 “讲真话”确实来历不凡，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公映，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望乡〉》，由此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项工程——《随想 录》的写作。面对《谈〈望乡〉》一文引发的质疑，他回应：“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再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他在古稀之年，以羸 弱之身躯，向世人发声：要参加伟大的争鸣，再也不人云亦云。其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在巴金研究者看来，即便放在今天，“讲真话” 也从未过时。周立民说，从道德意义的层面讲，讲真话就是不应该说谎话，“尽管这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共识，但我认为还没有成为个人的道德律例，人们总是要求别 人讲真话，不要求自己讲，从来不反思自己不讲真话。”周立民认为，这正是巴金晚年很痛苦的事情，他过去讲过假话，他有负罪感。

　　“讲真话”从写作层面而言同样有意义，周立民认为，当今很多作家的写作是“伪写作”，不是内心经验的真实表达，不是忠实表达对世界的真实看法，“其内心和作品是脱节的，这种脱节会让作品变得模糊，但读鲁迅、读巴金不一样，读者能触摸到作品背后那颗真诚的心。”

　　事实上，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及巴金写作时，都习惯提到巴金是靠激情写作，对其文学技巧评价不高。一些作家也对巴金评价不高，韩寒就曾说过，巴金、冰心、茅盾等人的作品缺乏文学美，只是平淡的笔触，不配当文学大师。他的说法得到不少年轻人的认同。

　　但 周立民恰恰认为，很多“文学史”其实是很偷懒的，“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不断地说，他的作品没有艺术技巧，他是不讲究艺术技巧的人。这个说法就这样一直 流传到了文学史中，不曾改变。”陈思和解释，巴金那一代作家坚守五四文学传统，他的文字“不讲究”是有用意的，“他们首先坚持的不是美学上的追求，而是怎 么用中国普通人的话，把意思讲清楚。他们的用语故意不讲究，故意不用成语和难懂的字。”

　　当代人对巴金的误读其实还有很多，福建师范 大学中文系教授辜也平在长期研究巴金的过程中，也越来越觉得，巴金是一个受到充分关注但又被严重符号化的经典作家，“由于《家》和《随想录》的成功，他在 文学其他方面以及文学以外的贡献正逐渐被淡忘，即使谈及文学贡献，也被简单归结为‘反封建’和‘说真话’。”

　　还原、寻找一个真实的巴金，未来的路还长；还原、寻找一个真实的巴金，也并非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