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母题的新演绎(郑翔)

　　从主题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文学作品纷繁复杂，它们的情节框架却都是由一个或几个最基本的母题构成的。有一些母题，由于其频繁的出现率和其中所隐含的基本主题的普遍性、深刻性，而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母题。“还乡”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从西方的《奥德修纪》和中国的《诗经》《楚辞》开始，就被东西方文学成熟运用的母题，由于“还乡”的事件和精神需求仍在世界上广泛存在，“还乡”母题中恒久、持续的文化积淀仍然存在并继续演变，所以它至今仍在世界文学中被广泛运用，并继续被研究。

　　海飞的长篇小说《回家》就是这一经典母题的又一次演绎。《回家》的故事被安排在1941年，讲述的是国民党军三十五团和新四军金绍支队在虎扑岭联合夹击日本的冈村联队之后，由连长黄灿灿带领的三十五团的18名伤兵和新四军队长陈岭北带领的金绍支队残部，在四明镇的戚家祠堂修整，修整后，他们又接受了拖住日军扫荡部队一个中队的任务，再次伤亡惨重，最后，幸存的人都跟随陈岭北去南通参加了新四军。虽然，小说的结尾是谁都没有回家，但在小说故事展开的始末，被反复叙述和强调的主题却是“回家”。

　　在回家还是继续参加战斗的内心冲突中，小说的基本主题得到了凸显，那就是侵略战争的反人性。反对战争和对和平宁静生活的要求，是人的本性。所以在小说中，无论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无论是国民党军还是新四军，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心里都想着回家。

　　但是，在面对像战争这种不可抗拒之力时，人性的正常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回家于是成了回不了家。然而，在这回家和回不了家的矛盾、争斗和选择中，人性的脆弱和坚强、个体的渺小和伟大都得到充分的展现。回家过和平宁静的日子，是人性的正常要求，照顾家人，挑起家庭的担子，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责任承担，但是“鞑虏未灭，何以为家”？所以，不但这些一直嚷嚷着要回家的战士们没有回家，甚至连土匪、一部分百姓和18个唱戏的姑娘，也都加入了战争。

　　“还乡”母题虽不新颖，但《回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的是对回家的情感欲求及其合理性的认可。也就是说，即便他们最终都主动选择了跟随陈岭北，选择了“大义”，但并不否定他们内心最基本的人性和伦理需求的合理性。甚至是，正因为是在战争的背景下，个体的这种需求的强度和合理性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这是和那种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个体的人性和伦理需求可以被忽视的革命历史叙事很不相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种对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伦理需求的书写，在“70后”作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看过海飞小说的人，都知道海飞编故事的能力，但是，海飞小说中对我更有触动的，还是叙事中时不时冒出来的一些极富人性色彩的细节。李敬泽说：“人们惊叹于海飞讲故事的能力，但推动着那些千回百转的故事的，是海飞对人性的特殊兴趣，对于人面对不可抗拒的大力而做出不可能之事，海飞具有一种幽暗的、复杂精确的想象力。”这里说的“对人性的特殊兴趣”和“幽暗的、复杂精确的想象力”，最充分的体现在小说的一些细节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看似平常的细节，构成了海飞小说的动人之处。

　　有研究者指出，从“还乡”母题所隐含的基本主题来看，中国文学还乡的基本主题本质上是伦理本位的，与之相较，西方文学的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明显的具有神性本位的倾向。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文学中的还乡，多倾向于希望回家过日子，西方文学中的还乡，更多地是把故乡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但是，到了“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作家在遭遇了更多的精神困境之后，“还乡”母题中的精神性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深刻。比如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湘西”中所寄托的精神性内涵。中国文学中的“还乡”母题所隐含的基本主题因而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和深入。于是，在现代“还乡”母题小说的故乡想象中，“故乡”是生命出发之“乡”，也是与都市相对的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之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精神健康之“乡”。

　　而海飞《回家》的基本主题，显然是属于世俗性的伦理本位的还乡，而非精神性的还乡。这与海飞习惯性地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伦理的创作定势有关，也与他把小说和电视剧创作融合在一起的尝试有关。电视剧的创作期待，要求海飞更加注重小说的情节性、主题的明晰性，以及细节的人性和伦理色彩，以符合中国读者、观众的审美期待。而且，对小说的情节构架和对人性的特殊兴趣本来就是海飞所擅长和一贯坚持的。但是，在长时间的剧本创作过程中，海飞并没有放弃纯文学立场，从他的《向延安》和《回家》及见诸刊物的中篇小说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