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中国“大文学”的写作精神(李建军)

　　《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是一部具有很强的“中国气质”和明显的“中国格调”的作品。从情感态度和社会功能看，中国文学属于“大文学”，强 调“修辞立其成”，强调“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要求文学起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积极作用；从文体形 式看，中国的文学属于“杂文学”，畋域开阔，门类众多，文笔相杂而用，诗赋并存不悖，文史哲不分家。丰收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就体现了中国文 学的“大文学”写作传统。

　　首先，它是一部有情怀的作品。没有情，一切都谈不到；中国的文学传统写作特别强调以情为本、以情为根，而且情要正、要内敛、要合乎分寸，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丰收的写作情感和态度，是真挚、深沉和内敛的，是充满温暖的仁爱情怀的。

　　丰收的作品中也有此“多爱不忍”的情怀。他运情入文，所写的人物，也大都是有情有义、胸怀磊落、乐观进取、先难后获的优秀人物。他对那些经历复 杂、命运坎坷的人物，尤其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中国文学伦理精神的一个伟大传统，就是同情弱者和失败者，鄙弃“势利”。丰收的写作，没有刻意的夸饰，没 有褊狭的歧视，没有势利的阿谀——他尊重每一个人物，努力发掘不同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他写到张仲瀚对陶峙岳的态度。败军之将，不可以言 勇，也没有多少尊严，但是，张仲瀚对起义的国军将领陶峙岳却特别尊重。本来，陶峙岳将军并无贪污的问题，但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还是将自己多年省吃俭 用积攒的12条黄金交出来了。张仲瀚是怎么处理的？一般人呢，有人交了，他就收，公事公办。但是，张仲瀚是有同情之心的。他从小就读儒家的“四书五经”。 这样的书，读和不读是不一样的，读了，就更有可能称为仁人，就会讲情讲义。所以，12条黄金他也收了，但却念老将军“一大家子人”，便派人兑换成人民币， 开了一个账户，以陶峙岳的名义存了起来，派人把办好的存折交还原主。这个细节很了不起，特别让人感动。虽然陶峙岳比张仲瀚的年龄大，也比他的资历老，但张 仲瀚级别高，且是主事者，然而，每次一同外出，张仲瀚执礼甚恭，总是亲自拉开车门，让陶峙岳先上，如果分乘两辆车，也要让陶峙岳的车先走。通过这些细节， 《西长城》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的大情怀与大格调。

　　其次，是史家修养。很多人写历史爱猎奇，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然而，丰收却谨谨然有“良史”之修养。比如，在展开史实叙述的时候，他严格本着“其事核”的原则，毫不马虎。所谓“核”，就是准确、可信、真实。

　　这部作品写人物十分准确，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用人物自己的话，把人物性格中最具有个性特点的一面揭示出来。那时说“盲流”，大家都这样说， 谁也不觉得奇怪，但是，周恩来不用这个词，他用的是“自动支边人员”，这就不仅揭示了周恩来心细如发的性格，而且可以见出他对一个特殊群体的体恤和尊重。 他还写到许多细节，比如，像西瓜，乃中土惯见的寻常之物，至于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却不甚了了，然而，丰收却不仅根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说它“种出西域， 故名之”，而且还告诉读者，西瓜原是生长在非洲的葫芦科野生植物，后经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还有，蚊子能咬死人，能咬死马和牛，这样的事情，在内地的人 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在新疆，却时有发生。于是，为了防蚊叮咬，人们就往身上涂上泥巴——这种细节描写，精细、精微，体现出了丰收观察和捕捉细节的能 力。丰收叙述的妥实和描写的准确，还见之于他对大的事件的把握和叙述。

　　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说要敢于写大人物的问题——这一点，丰收也大体上做到了，很有勇气。比如， 他写重要的历史事件，虽然没有用太多的篇幅，但也是比较尖锐的。例如，当时“一边倒”的“大政方针”和外交政策，致使当时才华横溢的学子和爱国的仁人志 士，仅仅因为对“学术研究、建设方案持有不同意见”，就都被扣上“反苏”的罪名和“右派”的帽子，被打入“另册”，甚至身陷囹圄。对这些，他都写出来了。 这就是“其直如矢”的史家之笔。

　　总之，《西长城》是一部表现中国国情、叙写中国经验、具有中国格调的作品，是一部厚重、饱满而又充满力量感的佳作，是当代文学“实录”写作不可忽视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