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苍茫歌大吕(郭宝亮 )

　　长篇小说《日头》，是关仁山继《麦河》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极有分量的长篇力作，也是他的“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的收官之作，是他对自己创作的又一次突破。小说以冀东平原日头村从“文革”到新世纪初近半个世纪的波诡云谲的雄奇变迁史，以金家、权家、汪家、杜家几代人错综复杂、缠绵纠结的关系图式，鲜活地展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斑斓多彩、惊心动魄的生活风貌，成为一部“黄钟大吕”式的时代史诗。

　　小说塑造了权桑麻与权大树、权国金父子、金世鑫与金沐灶父子以及敲钟人老轸头与汪火苗父女，道士杜伯儒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权桑麻和金沐灶是其尤为着力的典型形象。权桑麻是中国农村的能人，他的性格复杂而多面，他既有豪侠仗义、果敢任为的英雄本色，又有狡诈贪婪、凶狠专横的霸道品质。他当了一辈子日头村的支书，有着自己的处世哲学，他教育儿子权国金要有“草原狼”的精神，要先做事后做人：“在中国做事，就得冒险，反常规出牌，你规规矩矩做事，屁事都干不成！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好人和坏人咋区分？只有你成事了，境界自然高了，你的人就会自然做好了！”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也是中国当前社会许多“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权桑麻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是中国农村基层的真实写照，形象本身就涵盖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史。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成为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权桑麻死了，但他的阴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儿子权国金身上，也象征着权桑麻专制体制的实质性延续，改革的路任重道远，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制度的也是人的和文化的。

　　金沐灶则是一个知识型的新型农民形象。他是日头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状元，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县农林局，后来回到家乡当了披霞山乡副乡长。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村，渴望有一番作为，但农村的现实让他越来越失望。他念念不忘的是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建魁星阁，续文脉。父亲为护钟而英勇献身的描写，象征着自“文革”以来，我们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大破坏。日头村的古槐、天启大钟、魁星阁以及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布局的古村建筑风格，都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古槐的几次遭斧钺，天启大钟的几次遭埋藏被盗，魁星阁的被火烧，以及日头村最终“被”城镇化的强拆，都象征着现代性对传统性的强力入侵。为了建魁星阁、续文脉，金沐灶毅然辞职归里，且终身未娶，都表明了他性格中的倔强、坚韧甚至怪异。金沐灶是我们这个市侩主义时代的民间思想者。他不断地思考着农民农村的出路。辞职以后的金沐灶，也曾一度成为经济大潮的参与者，他建立了铸铜厂，成为有钱人，但他发现，资本介入农村，表面上看给日头村带来了繁荣，实质上是对农村的剥削和掠夺。环境破坏了，资源严重消耗，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实惠。而得利的只是权桑麻和袁三定等少数人。他决定卖掉铸铜厂，开办家庭农场，雇佣有技术的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金沐灶的沉重、痛苦、苦思冥想，使他显得卓尔不群，又不合时宜。

　　鲜明的现场感和艺术超越感的有机统一是长篇小说《日头》的突出特色。所谓的现场感，是说小说描写的生活必须是在场的，必须是鲜活的生活细节。关仁山长期深入农村，对农村生活和现状了如指掌，因此他的写作往往信手拈来，农民的生活细节处处鲜活饱满，没有任何做作之感。小说写到的历史大事，比如文化大革命、大包干、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工进城、免除农业税、城镇化进程等等都是在写实性的细节中呈现出来的。直面现实，需要作家的勇气，同时也在冒险。这就是审美的距离。当然，关仁山也深知，小说作为艺术，不能是纯粹的纪实，它还需要艺术的超越感。超越感就是小说必须有灵动飞扬的气质，还要有高蹈不俗的思想魂魄。好的小说既是写实的又是虚幻的，既扎实鲜活又灵动飞扬，是现场感与超越感的有机统一。因此，在《日头》中，关仁山使用了敲钟人老轸头与毛孩儿毛嘎子的双重视角的叙述。敲钟人老轸头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的叙述朴实、客观，老轸头胆小怕事，但具有一定的是非观。他既是权桑麻的亲家，又是金沐灶的准岳父，他对日头村的故事娓娓道来，叙述可信而自然，带着一种冷幽默。毛嘎子是个精灵般的存在，因为善良，毛嘎子永远长不大，他半人半仙，飞升在云顶，盘落在菩提，对日头村的每个人的今生来世了如指掌，他的叙述全知全能，亦真亦幻，弥漫着一种清丽飘逸之美，他是老轸头叙述的补充和超拔。毛嘎子心灵世界的根基还是我们赖以存在的现实世界，所以他也在试图开拓一个人类的精神世界，表达着他对人类精神的崇高追求。正像毛嘎子在叙述中说：“红嘴乌鸦在思考世界的命运”。

　　关仁山在小说中引入日头村来历的神话、红嘴乌鸦、状元槐、天启大钟、魁星阁等传说和“关代人”、“土裤”以及评剧、皮影等风俗与文化元素，使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显得厚重沉实又空灵毓秀。关仁山在作品中还使用大量的象征性意象，比如，权桑麻的“钢笔”、死后的脊骨，大妞的脚，红嘴乌鸦，状元槐的流血等，都使作品获得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韵味。小说的最大超越感在于作者灌注其间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刻的反思精神。这一点，对关仁山本人的创作是一种超越。小说没有简单地进行歌颂或批判式的价值评判，而是在对历史尽可能客观的还原中注入理性的反思精神。小说对权桑麻、权国金、权大树、袁三定、腰里硬、蝈蝈、猴头等人物的塑造中，充分注意了人性的复杂性。特别对权桑麻父子的刻画，深刻反思了历史文化的塑形作用。

　　《日头》对当前农村田园荒芜、生态失衡、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道德沦丧、城镇化的强拆等社会现象的描写，不是简单的谴责，而是深度反思。作者反思了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文化根源、制度根源。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讲，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向城镇化的现代文明的转向，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而，它对传统文化及其道德心理的震撼也必将是强烈而持久的，城镇化的实质应该是文化观、价值观的变化，农民变成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新人，这就是金沐灶所说的“农民主体观”。然而，在这场划时代的转型中，我们对城镇化的理解却是肤浅的，急功近利的，我们认为城镇化似乎就是拆农屋、建高楼，让务农的农民变成务工的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恶意资本趁虚而入，它追求利益最大化，加上官商勾结，像权桑麻和权国金那样，他们成为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服务的干部。《日头》不像时下的一些小说那样，对城镇化过分情绪化的诅咒，而是通过金沐灶试图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中，从“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镇化的正确方向。探微农民的精神困境与迷失的文化根源，正是这种反思的深度，使《日头》成为当下优秀的小说之一。

　　当作家都在追求个性和独特风格时，《日头》却以宏大叙事脱颖而出，显然它具有了风格创新。小说不仅仅摆出问题，而是试图探索农民和农村的出路，试图从制度、文化、思想的高度，探索时代困境的解围方向，以艺术感染力震撼我们的心灵，小说曲终奏雅，黄钟苍茫歌大吕，状元槐自燃，老树涅槃，“钟声在村庄和田野里颤动……村庄没了吵嚷，除了钟声还是钟声，最后变成一股气息，天长地久，无穷无尽地萦绕在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