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一种精神事件(申霞艳)

　　薛忆沩的《空巢》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不仅因为我一向喜欢薛忆沩的写作：开阔、节制、精确，更因为“空巢”这个标题，这是对中国这个以家国同构的当代社会的核心结构的准确把握。“空巢”是当代中国老龄化社会非常普遍的家庭模式，如果不是因为经济能力的限制，几乎没有两代人愿意同住一处。从“一碗汤的距离”到横跨中西半球，这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流动会更加频繁，观念的变化也会加剧，“空巢”就会更加普遍。

　　《空巢》 将一天内发生的故事分为“大恐慌”、“大疑惑”、“大懊悔”和“大解放”四个章节，讲述的却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故事———电话诈骗。这样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本人就亲身经历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这个即将满八十周岁的独居老人讲述自己一天的遭遇。要提前声明的是，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生引以为荣的是清白，并由此获得幻想和安慰。实际上“我”遭遇着便秘，我体内的垃圾很难排泄，这是年轻时过于艰苦的生活留下的后遗症；同时我精神的垃圾也拥堵着，找不到出口，同样是机械的生活还留下了被一个诈骗电话骗走十三万元的后遗症，这是我全部活期存款的总和，其中还包括女儿的部分资金。

　　《空巢》 的意义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孤单寂寞，而是由此洞穿历史的灵魂：阶级斗争曾使地主阶级家庭成为空巢，不仅是财产方面(掠夺)的，而且是情感上(亲友子女的背弃)的；计划生育政策又让女性的子宫成为空巢；改革开放后，流动的现代性让老人独守空巢；无处不在的诈骗让一生的积蓄成为空巢……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缺失的“空巢”对我们的抽离来得厉害来得彻底。“我”的回忆也是这一代人的大历史。“我”的家庭对于当代中国具有标本作用。

　　从身体的空巢到情感的空巢，从精神的空巢到信仰的空巢，“空巢”从一个具象的狭窄意象被扩大，“空巢”从我们的日常词汇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事物。空巢从身体的外部抵达内部，从家庭抵达子宫，从信任抵达信仰，从当下的生活状态抵达历史的深渊……这是作者对大历史的思考结晶。

　　薛忆沩的写作把握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红楼梦》开创了我国家族小说的叙事传统，大观园是封建家庭的缩影；在鲁迅笔下，家基本上是藏污纳垢之所；萧红笔下的家，男人欺侮女人；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中“家”就是罪恶的象征。革命文学中，“家”是一个逃离的起点，主人公必须离开家到广大的公共空间中去。

　　薛忆沩改写了这个漫长的家族叙事传统，一方面是对家的审视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将视点聚焦于家庭内部，发现其“空巢”的实质。将“空巢”的物质性延伸到隐蔽的精神性这一面，这种釜底抽薪的叙事手法值得深思。从最普通的日常事件发现其与历史、文化的血脉联系，从一个人的遭际映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真想，这是薛忆沩的长处。

　　(《空巢》薛忆沩/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