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圣地(陈忠实)

　　1957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在语文老师车老师的自选题目的作文课上，写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时年十五岁。之后的某天早晨上早操时，车老师到操场上来找我，示意我跟他走。我心里不无忐忑，会不会哪儿出了错，被领去训斥？尚未走出操场，车老师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臂膀上，这个亲昵动作且不说让我受宠若惊到有些慌乱，倒是瞬间便化解了犯错受训斥的疑虑。车老师却不说话，领着我走进语文教研室。

　　刚刚踏进教研室，看见四五位老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突然听到他们接连说出两三个怪里怪气的人名，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我顿时被吓得蒙住了。引发他们哄笑的三个人名，是《桃园风波》里几个人物的绰号。我那时刚刚读过赵树理的几部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一个别致的绰号。正热衷到崇拜赵树理的我，很自然地也为自己小说里的人物起了绰号。能引发几位老师的开怀大笑，可见那几个绰号还有点意思吧——这是我事后的估计，当时却愣着蒙着站在教研室里动也不敢动了。车老师随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

　　车老师告诉我，西安市要搞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一篇叙事文，一篇议论文，本校语文教研室已选定《桃园风波》作为叙事文参赛。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令人鼓舞的事，姑且不赘。说完这话，当我准备离开之际，车老师又接着说，他想把《桃》文投寄给《延河》。我又是发蒙。车老师料知我对此举的无知，当即解释说，《延河》是省上办的文学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我听得似懂非懂。车老师末了又说，你的钢笔字不大行，我另用稿纸抄一份寄去。我当时尚不会说感谢之类的话，依旧站着。车老师用稍低的声音又对我说，要是能刊登，会有稿费的……

　　我便知道且记住了《延河》。当时的省作家协会叫什么名称，我已无记，却一直记着《延河》，也大略知道了投稿；如果稿子能发表，会给稿费，第一次听说写小说能挣钱。我后来想到，车老师最后说的“会给稿费”，大约不是诱惑，而是出于怜悯。我到城里读中学的两年里，一日三餐吃的是开水泡馍，相伴的是咸菜，绝大多数时月里，用开水泡的是死硬死硬的苞谷面馍……如若车老师说的话能落实，我就可以吃上白馍了。尽管此事再无下文，我却记住了《延河》。

　　1959年春，读到初中最后一学期，我已转学到离家稍近的一所中学，从学校阅报亭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那时尚不能称《创业史》，名为《稻地风波》)即将在《延河》连载。我此时已经知道陕西的包括柳青在内的几位大作家，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随之到学校附近的邮局探问是否有《延河》零售，得到肯定答复。我便把家里给的买咸菜的两毛钱存在口袋里，后来便买到了那期《延河》。第一次发表的是《稻地风波》的篇幅不小的《题叙》，一读便入迷了。之后每月盼到《延河》在邮局首发的日子，我便买回一本，迫不及待地在宿舍阅读起来。我的崇拜不知不觉间从赵树理转移到柳青，且不说这两位作家作品的各自优长，单是《稻地风波》对关中生活语言艺术升华的魅力，就令我倾倒入迷了。我也是从《延河》的版权页上得知，这是陕西作家协会所办的文学刊物，编辑部在西安建国路。随之在《延河》上读到杜鹏程、王汶石的小说。我对柳、杜、王等令我崇拜的大作家坐镇的陕西作家协会，也有了神秘亦神圣的文学圣地的感知。

　　再次和陕西作家协会发生关系，已经是1973年初了。文学朋友徐剑铭给我写信，告知一条重大新闻，“文革”中被砸烂的省作家协会开始恢复工作，改称为“文艺创作研究室”，坐镇的仍然是获得“解放”的柳、杜、王等老作家和老编辑。要出版的文学刊物《陕西文艺》实则是《延河》的代称——《延河》作为“封资修”的标本不许再用。刚刚开过一个以工农兵业余作者为主体的会议，编辑们向与会作者约稿，徐剑铭在应诺写稿之后，向主持人推荐了我，随后又把我的散文《水库情深》送给《陕西文艺》的编辑。我很感动徐剑铭的推荐。不久就接到署名路萌的来信，内附《水库情深》的用红色钢笔修改多处的稿子。此稿发表在《陕西文艺》试刊的第一期。手里捧着印着我的习作和名字的《陕西文艺》，兴奋之情无以言表……想来颇有趣，两次投稿，均非我为之，一次是我的语文教师车老师，一次是文学朋友徐剑铭，真可谓是良师益友。

　　第一次走进作家协会的大门，约略是1973年的春末。我借在郊区党校参加一个学习班早起早睡的时间，写成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投寄给《陕西文艺》，不久便接到电话，对《接》基本肯定，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意见。我便利用到城里开会的机会，第一次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不过不是原本的陕西作家协会的大门，而是陕西戏剧家协会的大门；陕西作协设在建国路的大院，据说被什么军管会占据，刚设置不久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被安排到陕西剧院里办公。在我意识里没有差别，见到《陕西文艺》的编辑，就算进了陕西作协的门了。记得当时给我修改意见的是路萌，随之又见到了董得理，肯定地告诉我，将在第三期《陕西文艺》刊出……这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此后，已经记不得哪年哪月，我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去说什么时，老董拿出刊有我《接班以后》的刊物。小说的第一节有不少修改的字迹，老董让我一处一处看过，最后才神秘地对我说，这是柳青改的。说他和编辑部的人去看望病中的柳青，带去了新出的《陕西文艺》。随之又得到柳青修改的文本，我在那一刻有点迷茫，这是意料不及的惊喜所发生的反应，须知我自初中三年级读《创业史》起直到那个时候，柳青如大山一样在我心里崇拜着，却没有单独拜见的机缘。看着柳青对《接班以后》第一节的多处修改字迹，那种崇敬崇拜的心理又注入一种亲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