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不亡者寿(梁秉堃)

　　我的话剧《叩问》是以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为题材的。一部文学作品(包括戏剧文学作品)作者首先要考虑好的是角度问题。同样的题材由于角度不同，可以收到完全相异的效果。多年来已有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包括话剧、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其角度大体上是一致的，即按照生活中事件的发展过程来写——从刘、张的思想变化，到生活的奢侈糜烂；再从贪污浪费，到“东窗事发”依法被捕，最后被处以死刑。老实说，这种角度很难写出新意和深意来，只能是“照相式”的、雷同式的生活重复。这大约还是没有脱出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窠臼所致吧。我必须另辟蹊径，最终找到了现在的角度——戏中连刘、张这两个人物都没有出现，主要是用重笔浓墨描写了毛泽东如何开创了反对腐败斗争的先河，把两个过去有功的老红军，两个同甘共苦的同志、兄弟杀掉——这确乎是有一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味。这里，毛泽东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纠结有多少，有多重，有多复杂，有多尖锐，正是剧本要写的主要内容。

　　其次要考虑的问题，是塑造人物，也就是如何塑造好毛泽东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再也不能把毛泽东表现为一个神，而是应该塑造出一个生动的、具体的、艺术的毛泽东——一位具有诗人艺术家气质的政治家。戏中，毛泽东在议论人生中生与死的重大话题时，有这样一段台词：“汉诗云——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人都是要死的，生下来就向着死走去，因此，毛泽东是一个人，所以，毛泽东也一定会死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喽。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大家要参加庆祝会，然后要有人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天下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就是事物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必然规律。”“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了，骨灰要撒到长江里去喂鱼，你们就对武昌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做物质不灭论嘛。”大约，只有诗人艺术家才能这样生动、幽默、诙谐、动人又说理地说话吧。

　　再次的问题，是追求什么样的艺术风格。于是之曾经说过：“没有含蓄，就没有艺术。”然而，写戏要真正能做到含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曹禺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记得他在指导写戏的时候，批评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就学不会要含而不露呢？”想想看，这是相当难做到的。写戏首先要求具有入木三分的“内含”，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欲言又止的“不露”。有一次，我请教曹禺老师什么才算是优秀的好戏时，他的回答如下：“一部好的戏决不是演出时现场的热闹，而是观众离开剧场以后的不断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未来，思考人生，乃至思考整个人类。”我以为，这才是一部好戏的顶端水平、国际标准。老实说，我是极力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但是做得并不令人满意，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叩问》这部戏也是如此。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曲折坎坷，复杂尖锐，乃至大起大落。他在对待刘、张的问题上，先是爽快地同意逮捕法办，并且激动地提出要杀头；再是变成还是给予他们一个存活的机会；又是一定要杀掉他们两个，以平民愤，警示众人；同时还是“处决不要子弹打脑袋”、“用上好的棺木厚葬”、“家属不以反革命对待”和“国家抚养其子女长大成人”；最终竟然是：在执行死刑以后，自己的心里却再次掀起波澜，惋惜之情依然挥之不去……戏中，有两句台词大约可以算得上是具有“含而不露”风格的。刘、张处决死刑以后，天上飘落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毛泽东久久大口地吸烟，王秘书报告什么事情都不应声，似乎根本没有听见。突然，他没头没脑地问：“他们两个有多大年纪？”王秘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停了片刻才回答：“一个三十五岁，一个三十七岁。”毛泽东又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张子善没有娃，刘青山有三个娃，一个七岁、一个四岁，一个才半岁啊……”古人曰：“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意。”艺无止境也。我想，虽然干了多半辈子的戏了，但是在艺术创作的追求上，自己还是任重道远的。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领导、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师们，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把剧本搬上了舞台，使这部戏才得以与广大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