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露巴金心灵的一扇窗(陈漱渝)

——读《巴金书简———致王仰晨》

　　他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了自我命运跟人类命运相联系的人生。直到临终之前安排后事，他想到的仍是“我总要做到不会对不起谁”———

　　展露巴金心灵的一扇窗

　　——读《巴金书简———致王仰晨》

　　人们常说，书信是心灵的一扇窗口。巴老是最能把心掏给读者的作家，他致友人的书信更是直抒胸臆，能够帮助读者接触到作家的心灵。《巴金书简———致王仰晨》(下文简称“《书简》”)一书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内收巴老1963年至1995年致受信人的书信392通，除作为代跋的书信29通外，其他均未收入《巴金全集》(下文简称“《全集》”)，是研究巴金的珍贵史料。

　　从“寒夜”到“黎明”

　　王仰晨原名王树基，是一位建国前就在出版界工作的老党员，抗战时期跟巴老相识于桂林、重庆，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通信。建国后，王仰晨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后调任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

　　王仰晨1961年曾接管《巴金全集》10卷本的编辑工作。1984年他建议巴老编一套《全集》，既作为巴老创作生涯的最后工作，也作为他编辑生涯的终结。巴老经过一年踌躇终于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委托王仰晨全权负责此事。在编辑《全集》过程中，王仰晨不仅付出了艰辛劳动，还承受了1990年妻子死于肺癌的重大打击。可以断言，如果没有王仰晨的鼓励和奉献，年迈体弱、琐事蝟集的巴老不会下此决心并甘愿充当他的助手。巴老1985年1月28日致王仰晨信中写道：“《全集》的事就交给你，你想干就出，不想干就扔下，总之我相信你。”

　　《书简》中关于1972年至1976年的书信共65封，是了解巴老“文革”后期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巴老1972年8月21日致王仰晨信写于他夫人萧珊(陈蕴珍)去世一周之后，应是巴老对王仰晨唁函的回复。这是巴老晚年生活最痛苦的一页。夫人去世之后巴老感到万分无助，他在1972年9月6日致王仰晨信中说：“我的私生活真不知道应当如何安排。”当时，巴老还被下放在奉贤海边的干校，儿子患病住院，女儿无工作。但他仍在读书，仍在念外文，仍准备校改过去翻译的《处女地》。他在1972年10月27日致王仰晨信中说，“为了孩子，为了朋友(我现在也没有几个朋友了)，为了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我也得好好地活下去。”

　　在“文革”后期，逆境中的巴老还曾为新版《鲁迅全集》出力。由于巴老知识渊博，又是鲁迅的同时代人，王仰晨曾将鲁迅作品注释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外人物注释问题请教巴老，巴老总是尽力协助，认真解答。据我所知，巴老的意见有的被采纳或部分采纳，有的则未采纳。比如鲁迅小说《孤独者》中有一句话：“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征求意见本的原注是：“儿子已先亡故，由孙子主持祖父母丧礼的，称为‘承重孙’。”巴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传统礼仪知识，指出“承重孙”大多指长房长孙，因承受丧祭重任，须服丧三年。后来定稿时采纳了巴老意见，并援引《仪礼·丧服》的有关疏注来印证。又如，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提到有人轻视这部小说，说“无非《不周山》之流”。巴老在信中说，“这句话是郑振铎讲的。”可能碍于人事关系，这条注释并未采用。

　　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作协对巴老逐步落实了政策，巴老因之从寒夜走向黎明。巴老清醒认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决心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状态活在工作中。他在临终前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不仅率先倡议，而且鼎力支持。二是穷八年之力，撰写了150篇随想，结集为《随想录》，讲出了梦醒之后的真话，构建了一座精神上的“文革博物馆”。三是完成了《全集》26卷本和《巴金译文集》10卷本的编选工作。

　　巴老对“全集”的构想和自评

　　对于编辑《全集》，巴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看法跟史料研究者有轩轾之处，表现出作家和学者立场和视角的某些差异。巴老希望《全集》封面格式简单，装帧典雅朴素。这跟作者为人的风格完全一致。巴老不赞成“初版本原则”，即不赞成依据初版本校勘，因为初版本的文字往往错讹较多，不如再版重印本精确。不过有研究者却认为，从汇校本可以看出作家不断完善自己作品的过程，留下作家思想和艺术演进的痕迹，并反映出时代的某些侧影。对于注释，巴老主张从简，因为有些问题无人能注，有些人物不愿别人加注———有些事情注明了会揭人伤疤，这是巴老极不愿意的事情。

　　巴老虽然认为《全集》不必求全，但他对于佚文收集工作仍高度重视。他建议书信收入越多越好，因为书信最能真实坦露作家的心迹；但对于未曾结集的很多文章巴老却视为“垃圾”，其中有些是违心之论，有些则是他人捉刀代笔或篡改过的文章。巴老并不想掩盖自己的真实历史，他建议把这类文字列入《全集》的“附录”部分，供少数研究者参考。王仰晨忠实地贯彻了巴老的上述意图。事实上，现在印行的《全集》也有漏收的文章。

　　《书简》收录了巴老为《全集》写的18篇跋语和为《译文集》写的10篇跋语。作家用“致编辑的书信”作为自己著译的跋语，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恐怕也绝无仅有。这些作为代跋的书简，回顾了巴金的创作道路和翻译过程，是打开巴金作品宝库的一把钥匙。

　　跋语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苛责。巴老说，他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人，60年来的创作失败多于成功，可读的短篇小说只有寥寥几篇。不过，“爱情三部曲”、“火三部曲”虽然都不算成功，但感情是真诚的。《死去的太阳》虽然幼稚，但没有无病呻吟。《砂丁》、《雪》写了他不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难免有编造之处，但也并非不堪问世。建国后他还写了一些充满“豪言壮语”的文章，写了一些自己并不理解的事情，但感情同样是真诚的，是希望对国家和人民好。

　　从《书简》看巴金的理想主义

　　2014年11月22日至23日，第十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总主题叫“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什么是巴金的理想主义？《书简》一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体会是，巴金心目中的理想跟我们惯常所说的革命不是一个概念。这种理想主义者是一种真诚、纯朴、不自私的人。他们身上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而从不为自己。这种牺牲精神，就是理想主义者的道德特征。

　　正是这种以牺牲为美德的伦理观，深刻影响了巴金的文化择取和处世之道。他的作品中歌颂过为人民走上断头台的俄罗斯女志士苏菲亚、为劳工利益牺牲的湖南工运领袖黄爱和庞人铨……他们身上的共同特质就是为社会、为人民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巴金跟这些人一样，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了自我命运跟人类命运相联系的人生。直到临终之前安排后事，他想到的仍是“我总要做到不会对不起谁”。

　　1993年7月25日，巴老在致王仰晨信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回顾几十年的创作生活，可以说我并没有拿作品做过生意，也不曾靠写作发财。现在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给读者。我的心从来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奉献的是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的笔表达了这种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长期存在。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我未写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卖过自己。”这就是巴金理想主义的闪光点。在有人把文艺变成金钱奴仆的当下，巴金的这种理想主义更加凸显出其现实意义。

　　(作者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