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忧伤”从比照里探寻出路(潘启雯)

——评薛涌《城市的迷惘》

《城市的迷惘》 薛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现任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薛涌，在出国前就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当然远远赶不上这几年“旋风般的文字还乡”(学者郑也夫语)。他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足球等诸多领域。比起他此前对草根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注和点评(《草根才是主流》)，比起他对告别大国小民的不自信、争当强国大民的尝试(《怎样做大国》)，比起他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北大批判》)，以及对富人和穷人为何难以让人心平气和讨论的审视(《仇富》)，“城市发展”更像是他新开辟的另一个叙事领地，在《城市的迷惘》里，他的观察和分析节奏恰如其分，语言绵密有致，文体与内容亦相得益彰。

　　在眼下车载斗量地写“城市发展”和“城市未来”的各类著述中，《城市的迷惘》虽说不算厚重，但其可圈可点的思想却相当密集，闪光睿智的言论也相当丰富。其通过纵横双向对比，构建出一种“照镜叙事”的风格，既令讲叙的每件与城市发展有关的事情都带有强烈的比照色彩，也有点像坐在一列时间的慢车上，在远处，慢条斯理地打量着欧美城市及中国城市的蜕变历程——通常，“远观”比“近视”更有穿透力，当一柄思想的柳叶刀挑开重重幕布，它是如此准确、深情和凌厉，让人们从已获得先期发展的欧美这面“镜子”中，窥见了未来家园的轮廓。

　　对城市的原住民来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公车上、写字楼里，本地方言的海洋里开始掺杂进“南腔北调”的各种语音。毫无疑问，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市场和社会改革，以城市发展为例，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茫然难从”的迷惘和阵痛：暴增的人口、堵塞的交通、恶化的生态、有毒的食物、潜伏的疾病、昂贵的房价以及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等，皆被薛涌一一解剖。显微镜下，薛涌的柳叶刀闪着冷峻的寒光，割开“肿瘤”释放污血，并以西医的手段开出药方，天真与理性融糅，冷静与赤忱交织。

　　在书中，薛涌不时会用“五方杂处”来说明城市繁华和活力的源头。比如清代的第二大城市江南名城苏州，当时就是“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其实其他繁华城市也是如此。杂居是城市的优势所在，多元性刺激了贸易和创新，使城市成为人类最有效率的聚落形态。在中国城市化正盛的当下，乡村人进城谋生定居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作者批评了一种狭隘排外的观念，比如“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滚回乡下去”之类，指出“城市是‘外地人’的家乡”。没有外来人，城市不成其为城市。正是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的多元性，带来了城市的活力和生机，以及当下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创新竞争力——这是薛涌考察古今中外城市发展历史作出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由此，如何对年轻人进行创业扶持，使他们成为城市最具活力的细胞，维持城市的繁荣和竞争力？薛涌的观照笔墨从细部勾连，产生了“旁观者清，远观以达”的效果。

　　比照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他国城市治理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不可不察。因为“变”与“不变”，“未来”与“现实”，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城市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也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两个基本原则。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指出，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最近几年，北京、天津、深圳等多个城市因为降雨内涝频繁成灾，引发了人们对于建造城市下水道的大讨论，很多人对国外巨大的地下排水系统表示羡慕。而在书里，薛涌用冷静的姿态，向公众的盲目热情泼出了一盆冷水。他认为集中式的地下排水系统，不仅耗资巨大，还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环境危害，已不适合现代的城市建设。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下，人口的流动量变大，很难预测一座城市未来几十年的规模和布局。如美国的底特律、德国的一些城市，都正面临着城市萎缩、人口减少的问题，维护城市原有的巨大排水系统，已成为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盲目的扩张和建设，反而不符合现代城市的发展尺度。为此，薛涌建议采取美国的高密度“高层”发展策略，还引用“美国聪明发展”组织所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密集型都市圈的居民，比起“摊大饼分散式”都市圈的居民，经济机会更多，社会流动性更大，人均寿命更长也更健康。

　　《城市的迷惘》虽是在书写每一个个体的城市故事和发展脉络，但同时也是在探寻历史的进程。当下人们面临城市发展的“忧伤”和“迷惘”更多是来源于个人、集体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无法摆脱人类迁移，或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内在问题和危机烙印，而人们内心的种种惶惑和逼仄，薛涌都用自己的观察和语言一一生动还原了出来——显然，作者理性地“旁观”、“后顾”、“比照”的举动，其意义或许并不低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