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时就那么好”(苏北)

　　古壁遗韵(油画)马楠

　　看了汪曾祺二十几岁的文字，才知道汪曾祺为什么这么好。年青的汪曾祺啊，难怪沈从文要说，要是再给我机会，也许还能够教出一两个汪曾祺这样的学生。才能明白沈从文为什么会说“汪曾祺写得比我好”这种没有“原则”的糊涂话来。

　　黄昏将来临了，我坐在窗口，眼前是外面的楼群和高大的松树树尖，一片墨绿。我读一段，抬头望望我的那一大片墨绿，有风不住地扇动门窗，墨绿的树顶在摆动，发出“沙沙沙”的声响。塔楼的钟声敲响了，在风中震颤着，传出很远。

　　“当当当，当当当。”

　　现在是黄昏六点钟了。

　　我继续读这篇文字。

　　《昆明草木》写于上海，汪曾祺已从昆明来到上海，在这个大都市中，汪曾祺显然有些不能适应，这里毕竟没有大西南昆明的宁静和缓慢，汪曾祺用写作驱赶寂寞。这篇散文写于上海，也发表在1946年2月的上海《文汇报》上。1946年，汪曾祺才26岁，他还是一个连工作还没有找到的落魄青年。

　　读这篇汪的早期散文，我在初秋一个舒服的下午，我一个人，安静极了。有许多地方，我想读它几遍，又想把它全部记在心中。把它们都引出来，有这样的冲动，说明这些文字皆指引着我，震颤着我的心。往往我们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能有多少文字拨动我们的心？汪曾祺在年青的时候，就很有文学感觉，而且笔下“灵异”，道别人不常道之语。比如他的《百合的遗像》。我引一段：

　　下着雨，没有甚么事情，纱窗外蒙蒙绿影，屋里极其静谧，坐了半天。看看烧瓶里水已黄了，问“怎么不换换水？”孟说：“由他罢。”桌上有他批卷子的红钢笔，抽出一张纸画了两朵花。心里不烦躁，竟画得还好。松和孟在肩后看我画，看看画，又看看花，错错落落谈着话。

　　画画完了，孟收在一边，三个人各端了一杯茶谈他桌台上路易士那几句诗，“保卫比较坏的，为了击退更坏的，”现代人的逻辑啊，正谈着，一朵花谢了，一瓣一瓣地掉下来，大家看着它落。离画好不到五分钟。

　　看看松腕上表，拿起笔来写了几个字：

　　“遗像……某月日下午某时分，一朵百合谢了。”

　　第二天，我仍然追随着这些文字。我读累了。读了半天了，眼睛酸了，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一溜紫藤长廊。在长廊边上的两棵桂花树上，有三只灰喜鹊，它们拖着长长的、盛装似的小尾巴，一忽儿树上，一忽儿草地，飞上飞下，欢腾着，嘎嘎叫着，而在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斑鸠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两处相呼应。远声，往往细听，总有那么点寂寞的况味。

　　我读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桂花树下的两只灰喜鹊已不见，空余寂静。

　　散文的灵魂和味道，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要有独到的人生体悟和感觉，笔下的语言还要灵动，笔下当然有千万种方式。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当然亦有此能力。看看《湘行散记》，即可明白。《湘行散记》，可以反复去读，这样的文字读多了，就学会自己如何去驱使文字。他在《横石与九溪》里写的这些话，就不是我们平常人笔下能有的：

　　船去辰州已只有三十里路，山势也大不同了，水已较和平，山已成为一堆一堆黛色浅绿色相间的东西。两岸人家渐多，竹子也较多，且时时刻刻可以听到河边有人做船补船。敲打木头的声音。山头无雪，虽无太阳，十分寒冷，天气却明明朗朗。我还常常听到两岸小孩子的哭声，同牛叫声。小船行将上个大滩，已泊近一个木筏，筏上人很多。上了这个滩后，就只差一个长长的急水，于是就到辰州了。

　　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亦是“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的独一份。多年前汪曾祺就念念不忘地推崇他，可是那时我们还不能读到他的书。近几年大陆出版了他的《西班牙小景》(乃徐霞村、戴望舒译)。才使我有幸读到这本书，细细去读，真是越读越妙，越读越感叹，越读越神奇(翻译过来还这么好，如同《百年孤独》一样的！人类虽生活的地域和所用语言不同，看来有许多精神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个阿左林，真是个“独一份”的作家！他是那么特别。他那么简洁，那么真诚。他几乎不浪费笔墨。一个西班牙人，他不懂得中国画，可他同样晓得白描的手法，晓得中国画式的留白。他的写作，他只写他知道的，从不故意去臆想捏造生活。他是那么的好，那么的短小，值得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他的确是一个可以培养作家的作家。

　　我来引用这篇叫做《安命》的短小文字：

　　多思加诺先生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在那间屋顶楼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洗脸台，两三把椅子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些书。在墙上，你可以看到四五幅古画。

　　多思加诺先生戴着眼镜，生着很长的胡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他的粗布的衬衫非常干净。他是照例每天换衬衫的。

　　“多思加诺先生，”有时有些头脑简单的人问他，“听说你以前很有钱，是真的吗？”

　　多思加诺先生微笑了。

　　“我想是这样！”他用一种窘得有些滑稽的神气回答，“比此地坐汽车招摇过市的人还有钱，还有钱……”

　　多思加诺先生家原来十分富有，他有漂亮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住在马德里，有车子和房子。可是因为生活的变故，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财产也耗尽，他搬到这个小镇上来度过自己的余生。作者把多思加诺先生写得十分淡定。真是一种“曾经沧海”的人生。他虽贫困，衣衫褴褛，可总是十分清洁，粗布衬衫也每天都换，保持着自己人的尊严，这是十分可贵的。“淡定”和“尊严”，应该是这一篇一千多字短小说的“精气神”，或者说“文眼”。

　　文的最后作者写道：

　　一年中，每天的多思加诺都是一样的，每月都是一般无二地过去的。他收拾他的小房间，出门到博物院和图书馆去，去散步。他老是贫苦而清洁，老是穿着他的洁白无垢的衬衫。有一天，他的屋子看门人会看不到他走下来，接着人们会知道他是病了。几天之后，一口简陋而黑色的棺木会从门口抬出来。

　　“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诺这样说。“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

　　写上这些，只是想和读者朋友交流阅读汪曾祺和上一代作家的体会，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每个读者的兴趣和口味也是不同的。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包打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