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出版”现象(李敬泽)

　　40多种书，蔚为大观，写的都是“中国好人”，记的都是这个时代的善举。河北出版界坚持不懈地做了一件好事，这件事被称为“善行出版”，从李春雷的《善行启示录》、李朝全的《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到《大爱长歌》《果实》《美德照亮人生丛书》等，一本本书，就好比一盏盏灯，照亮了人生。当然，这些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这些写作者和出版人，他们的志向无法用市场价值和市场效益衡量，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世道人心”。作为近年来开展的“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善行出版”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河北落地生根的有效载体和生动实践。

　　即使在这个时代，利他和行善，也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难还不仅在于行善者自身，而且在于社会对行善的看法。当人们在媒体上得知一件善事时，很多人会为之感动，但是也常有人会习惯性地猜忌：是不是在“作秀”，是不是另有所图，等等。有时我们甚至能够感到一种反向的压力：那些做出了无私善举的人们，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恶意而不是善意。

　　这个问题，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过，某种程度上，这表现了一种想象力的扭曲。我们的精神结构中、我们的文学中，有着一种发达的对于利己、对于自私的想象力，官场、宫斗乃至家斗，一切都归结为一地鸡毛、勾心斗角的算计，都是精致的小人之心。秉持着这样一种庸俗势利的人生态度，我们就很难想象善，很难想象君子，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是为了利益、算计而做出奉献，当然也不能想象有人仅仅因为理想和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

　　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鲜明地看出文艺和文化对于社会风气的引领作用。在古时，善行义举常常要铭于碑石，立于通衢，为的不仅是记忆，更是要让来来往往的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人世清明、风俗纯正，那些碑石让人们体会着在柴米油盐中恒常运行的大道，把人们从心灵深处团结在一起。现在，作为一项事业的“善行出版”，就是为好人立传、为善举树碑，那些写作者和出版人强烈地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在他们看来，每一本书都在培育着人们对善的想象力和感受力，都在引导人们贴近那些好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感受着他们的悲欢、艰辛和高贵，在他们的利他与奉献中感受着精神的筋骨和情感的温度。

　　这些书中的好人大多是普通平凡的人，他们不是慈善家，慈善家们令人敬重，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这些好人在书里，更在浩大人群中、在我们身边，他们怀着同情、怜悯、爱，他们朴实无华地体认和践行着对家人、对熟悉或陌生的人、对社区和村庄的承担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正是这朴素的善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我们和他人之间决不仅仅是利益与交换关系，更有着相守望、相扶助的义务和情谊。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中选材，从民间的道德实践中寻找闪光的故事，这是“善行出版”的一大特色。由此，我们在这些书中所领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仅仅是观念，而是活生生的，带着烟火气，带着泥土气，好人是高大的也是普通的，善行也不再是遥远的新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贤思齐，从中看到生命更好、更高的向度。

　　中国有伟大的诗教传统，孔子删定《诗经》，从此确立了文学对民族生活的重大责任。赋、比、兴，是真是美，更是善，正是在引譬连类之中，我们发生道德和审美的移情，深切地体会着他人乃至天下的忧乐；而风、雅、颂是发乎情、止乎礼，在诗的本体上体现着道德秩序。康德说，世上最让他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人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孔子看来，道德律并不神秘，它是家常日用，不必求诸鬼神，也不必求诸上帝，只需要坚持不懈的理智和情感的教育，这就是诗教，春风化人，让善好的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善行出版”也是一种诗教、一种文学之教，读着这一本本书，你能感到，作家们如同两三千年前的前辈们一样在大地上采风，“采风”不是旅游，更不是猎奇，而是真正地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谛听人民的心声，在街头巷尾、在田间地头随时发现真的、善的和美的事迹，他们满怀欣悦地把这些记下来，然后又让这些人和事像风一样吹向更多的人、更广大的世界。

　　这40多本书如一片林海，这是中国精神的缩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例证，这样的写作和这样的出版，在大地上鼓荡着向善向好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