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的未来(王立刚)

　　●大众趣味的崛起主要归功于媒介和平台的发展，大众充分运用平台的优势表达他们的激情和创造力，审美的金字塔开始坍塌，大众不再是被动的审美受体，而是成为可能的审美主体

　　●精英与大众趣味的良性互动将创造空前的文化繁荣。但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繁荣，还看到另一种畸形的审美，那就是恶俗和平庸的崛起

　　●掌握了强势媒介的人将其庸俗趣味经营为一种文化资本，并行使“审俗霸权”压迫受众。这种资本通过挖掘“文化偶像”，培育出庞大的粉丝群，粉丝群为文化资本埋单。文化偶像所属的团队或公司利用代笔、水军、绯闻、买榜等不诚信的手段来“诱捕”粉丝，慢慢使之失去反思能力和审美独立性，正如人们评价的是一种“反智”行为。这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解放”，而是一种精神的沦陷

　　1917年杜尚把一个小便池提交给“独立艺术家学会”的展览，这件“作品”于是成了最著名(或许也最声名狼藉)的现代艺术品之一。不论对这一作品的内涵有多少种解释，至少下面这种解释非常符合历史的前后语境，那就是：小便池是对此前持续了几百年的高雅艺术的一种讽刺，也是分化的精英群体用俗来矫正雅的一种激进尝试。上世纪5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全面压倒了古典音乐，电视压倒电影，HipPop压倒华尔兹，迷你裙压倒长裙，通俗小说压倒纯文学……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众的俗趣味对精英的雅趣味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审美突破了精英的沙龙、书斋、博物馆和剧院，扩大到整个社会群体，这就是当代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缘起。

　　谈到中国，除了重现西方的这一过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崛起的恶俗和平庸，一方面受到粉丝的坚强捍卫，另一方面又饱受粉丝之外的大众群体和精英文化群体的抨击，这大概就是“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全景。

　　趣味的战争

　　关于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有学者援引梅勒的结构主义理论，通过符号与现实的能指关系来区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后现代社会就是失去了所指的时代，是只崇拜符号的时代，偶像作为一个符号，就是美的、好的，尽管威尔什会说这是“肤浅的审美化”。显然这种划分仍然没有摆脱精英视角的局限，只看到后现代社会的伤疤，没有看到它的美丽。

　　我认为用大众趣味与精英趣味之间的互动消长来划分三个时段更为直观和全面。在前现代社会中，两种趣味是高度融合的，但以精英趣味为模板向社会下层逐层衰减；现代社会中，二者分裂为雅和俗，并不相互认同；后现代社会中，雅俗相互吸取、重新融合，不再是单向的模仿，而是双向的互动。

　　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做一粗略的说明：我们看到先秦时期对舞乐的规定，从天子八佾到大夫四佾，礼乐制度规定了一整套生活体系，所以判定当时的大众趣味是贵族趣味的一种简化版并不为过。当魏晋以后进入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文人阶层创造了分离的艺术体系和趣味，与大众趣味主动拉开距离。柯律格对明代视觉艺术的研究呈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审美与文人群体的巨大差异。这种趣味的分化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可以说，从审美角度讲，中国很早就进入“现代”，而且非常漫长。在西方，画匠与画家的分离是到文艺复兴时的事情了。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独特的“后现代”情境，先是不正常的群众运动，造成了一种表面的大众趣味的强势，接着上世纪80年代以后，精英文化趣味强势反弹，但很快被市场经济和互联网助燃的大众趣味遏制。就目前看，二者仍处于一种既互助又竞争的状态，当然，由于网络的因素，大众趣味占有优势。

　　无边的审美

　　把当代说成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并非是指以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审美活动——这荒谬得无法想象，要知道，哪怕是没有文字的部落也常常沉浸在歌舞中。

　　至于中国古代的士人，欧洲的宫廷，日用行藏无不追求精美雅致，平民百姓虽然没有很多时间从事艺术创作和欣赏，但每逢节日、庆典、吉礼凶礼，审美欲望都会被充分激发出来。

　　所以说，古今之别不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经常性的审美活动，而在于各个阶层之间的趣味关系。从各国历史所记载的古文明看，虽然过程艰辛复杂，但人类在自由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条主线。那么大众的趣味从依附于统治阶层，到最后和精英文化趣味进行平等健康的互动，自然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潜流。

　　西方在18世纪以来给审美活动不断穿紧身衣，加以各种限定，如非利害、距离、形式、非功利、无目的……而且审美对象也越来越集中于艺术品，而艺术品又越来越被放进各种博物馆里，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好像去教堂一样去参拜博物馆。这种分离与自闭的审美观如今已被各种后现代理论扯碎了。

　　中国传统的雅文化或者士文化虽不介意审美中的功利性，如人物画经常和道德劝诫的主题相关，美食也同样是欣赏的对象，但中国的“雅士”同样也有自己特别的标准，如山水画高于花鸟、楼阁等画种，水墨高于青绿、杂色等用色，中国古典文学中各种各样的标准令人眼花缭乱，总的来讲，都是对雅的追求、对俗的鄙弃。

　　在当代，从审美领域来说，大众趣味将审美拓展到一切领域、一切对象，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可以说是无边的审美，如人们每天的微信中都少不了随手街拍的花花草草或者美食图片等。不仅大众的审美对象是无边的，审美标准也是极为多元的。高雅艺术继续存在，但愈趋局限于狭小的圈子中。更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大众对所谓的俗趣进行的种种发展和探索，有时这种方式被冠以“恶搞”而显得很负面也很不审美，但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素朴道德的渴望，譬如周星驰的一些电影。高雅艺术也有采取俗世对象和方式的。互联网上，文学、音乐、微电影呈现出高雅和庸俗糅合在一起的无数尝试，互联网发展大大加速了大众和精英趣味的分化、成长和创新。

　　大众趣味的崛起主要归功于媒介和平台的发展，而大众充分运用平台的优势表达他们的激情和创造力，审美的金字塔开始坍塌，世界越来越平，大众不再是被动的审美受体，而是成为可能的审美主体。

　　审美与资本

　　高雅趣味与大众趣味的良性互动将创造空前的文化繁荣。但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种繁荣，还看到另一种畸形的审美，那就是恶俗和平庸的崛起。

　　大众需要精英的参与，但不希望被灌输。大众正在学会自我反思，什么是幽默，什么是恶俗。恶俗是利用人性中的一些弱点来博得大众的眼球，毫无疑问，个别的恶俗艺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随着大众的批判精神的提升，恶俗很难再获得20年前的机会了。

　　与恶俗相比，平庸更体现了市场、资本对于审美的影响。这就要谈到某部广被吐槽的“烂片”竟然获得4亿元票房的现象了。掌握了强势媒介的人将其庸俗趣味经营为一种文化资本，并行使“审俗霸权”来压迫受众。这种资本通过挖掘“文化偶像”，培育出庞大的粉丝群，粉丝群为文化资本埋单。偶像理直气壮地说，赚粉丝的钱是天经地义，并且以审美相对主义作为论据。但随着人们对这些文化偶像的运作机制更加了解，资本的力量就难以隐藏了。“粉丝”不是一开始就“脑残”的，很大程度上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文化偶像所属的团队或公司利用代笔、水军、绯闻、贿赂平台、买榜等不诚信的手段来“诱捕”粉丝，慢慢使之失去反思能力和审美独立性，正如人们评价的，这是一种“反智”行为。这绝不是美国思想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解放”，而是一种精神的沦陷。这对整个审美生态都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不但会妨碍与高雅趣味的健康互动，即便是对于多元的大众趣味内部也会造成损害，就好像那些被打了激素而强壮起来的公鸡称霸于鸡舍一样，是一种不公平，也不会真正改善种群的素质，最终造成审美领域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可见，诚信，即便对审美问题来说也是当下中国的软肋。

　　如果能够排除这些文化资本运作的不正当性，日常生活审美化将是令人期待的。有人说，后现代社会里，创造行为将沦为无休止的语言和语词的创新，而没有行动。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不同的人群中，总有一些人实践着颇为不同的生活，创造出独特的美的作品和美的观点，他们的传奇也在自媒体上流传，但他们并不是神话，也不是语词的碎片，而是现实的人，是审美的主体。

　　(作者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