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陈嬿文)

——以台北“明星”咖啡馆为例

　　哈贝马斯认为，咖啡馆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在这样的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在欧洲，咖啡馆的社会功能尤为显著和关键。以法国为例，狄德罗为首的知识分子常常聚集在“普罗寇普”咖啡馆里筹划撰写《百科全书》，学术界泰斗都因该书而云集于咖啡馆，包括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内克等等。18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也经常在巴黎咖啡馆里碰头聚会，拟定并撰写《共产主义宣言》。这些塞纳河“左岸”咖啡馆里知识和思想的熏陶，直接影响了后来“右岸”咖啡馆里的政治运动。此外，现代艺术的发端与艺术家对咖啡馆空间的迷恋也有直接关系。毕加索、梵高、莫奈等都曾经把漫长的时间放在咖啡馆里。相较之下，咖啡馆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似乎不具备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在华人世界，咖啡馆也有过如公共空间的传播功能或历史。

　　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现代文学》的创办人白先勇曾说，上世纪60年代在台北去咖啡馆是一种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但对于文化艺术圈的人来说，咖啡馆在这一群体中的普及率则大为不同。特别是对于城市中兴起的一批受到现代主义启蒙的文化阶级而言，咖啡馆很自然地介入了他们的生活。文学体制的转变，直接影响咖啡馆的角色转变，随着文学出版事业的专业化，咖啡馆因其空间形式与所能提供的传播功能成为文学生产链的一环，并且分门别类，按照不同属性、不同需求而分类的咖啡馆纷纷出现。

　　哈贝马斯在阐释咖啡馆与公共领域理论的关系时就定义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必定是文学公共领域。那么，咖啡馆一开始作为文学公共领域的前端，到底如何发挥它传播舆论的功能？它又是如何对一个城市里文艺机制的形成产生影响？其实，哈贝马斯所发现并定义的公共领域，刚开始并不是对所有民众和阶层都完全开放的。他所谓“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拥有一定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譬如当时的台北大约600位作家居住在中山堂周围，大量的文化名流及各种文化性机构，包括文学传媒、出版社以及文学性社团群聚之所在。许多咖啡馆也在此开张。那些“拥有一定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群体，便使台北这个战后的新兴城市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充分条件。受到社会各领域趋于专业化的影响，咖啡馆则转变为某一领域群体聚集产生社群的场所，包括以音乐为特色的如“波丽露”、“田园”、“朝风”、“野人”等咖啡馆，以文学为特色的“明星”咖啡馆、“文艺沙龙”、“作家”咖啡屋。而“波丽露”、“田园”、“朝风”、“野人”几家咖啡馆都是因为拥有在当时堪称先进的音响设备闻名。

　　“明星”咖啡馆可视为台湾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标志性咖啡馆。最初由白俄老板开办，之后交给爱好文艺的简锦维夫妇经营，日益散发出浓厚的文艺气息。文学杂志如《笔汇》《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和《创世纪》《蓝星》等曾是引领着台湾文学向前迈进的重要指标，而这些杂志从酝酿到成形，甚至编辑到发行的流水线，大多都是在咖啡馆里完成的。所以，当时的文人泡咖啡馆通常不是为了咖啡，而是为了这一可供思想交流与资讯传播的空间。然而“明星”咖啡馆的兴盛以及今日仍留名于文学界的原因，不得不说拜《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文学刊物所赐，这些刊物的编辑、作家们都将明星咖啡馆视为自己的“编辑室”，各自占据一隅而自得其乐，也并不相互排斥。

　　“明星”咖啡馆的骑楼有诗人周梦蝶的书摊，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来访，浏览书摊并拜会文友，然后再到“明星”喝杯咖啡，这成为当时许多文人的例行享受。以白先勇为首的《现代文学》一众编辑，也会将卖不出去的《现代文学》，一包包的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喝杯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的青年人一味追求现代思潮，白先勇的《现代文学》从始至终就表现了对现代文学的热情，介绍诸如卡夫卡、加缪、亨利·詹姆斯、福克纳、托马斯·曼、贝克特等现代作家，期望能汲取新的文学形式和精华改造台湾文学。这一群文友或大学生，也喜欢在“明星”谈论存在主义哲学，试图确立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一从1940年代至1960年代末风靡全球的思潮，曾经因现实的疏离而被硬生生地镶嵌在台湾人精神文化里，直到1970年代才逐渐“去魅”，此间因着存在主义而创作的作品，表达了人之存在的焦灼感、虚无感与荒谬感，以致于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被定义为“失根放逐的文学”。无论这种定义准不准确，这种文化上的断裂使得“咖啡馆”和“文学现代主义”几乎被画上等号，以至后来一些本土化的叙述，将“咖啡馆里的谈论”等同于“无用的清谈”，并斥之为逃避现实，指涉当时文人亲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非只是单纯拥抱形式，而是消极地与统治阶级站在话语权力共谋的立场。然而事实是并非所有咖啡馆里的文人作家都在永无止境的漫谈中消耗时光，例如黄春明就在“明星”写下许多现实感极为浓烈的小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明星”咖啡馆里完成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20世纪上半叶其实正是欧洲公共领域的衰落时期，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距离消解了，大众媒介成为强有力的集中化控制手段，于是社会性质的公共领域开始被“重新封建化”。此时面对这样的控制，一向强调“颠覆、质疑、批判社会的现代艺术”就可以顺水推舟在咖啡馆等文学公共领域发挥它干预政治和传播社会舆论的言说功能。从这点上来看，亚洲的公共领域发展和欧洲是极为不同的。上世纪60年代台湾文学界尚未成熟到足以运用现代艺术的力量干预政治场域，所以文学公共领域自然无法过渡到政治公共领域或产生类似市民社会那样的舆论功能。咖啡馆对当时的文人而言，更像是一个田园般的梦幻场所，文学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他们聚集的目的。这使得台北的咖啡馆从始至终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

　　此外，威廉斯从文化社会学上界定两个关键词：一个是institutions，一个则是formations。学界将前者译为“社会机制”，后者译成“内在结构”。社会机制就是那些对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具有中介作用的种种外部社会结构，即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学公共领域中的咖啡馆、俱乐部、沙龙，到各种制度性因素(诸如出版社、杂志、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甚至学校等等)；而内在结构则是专指艺术界的内部组织，诸如艺术家协会、专业艺术家团体、学派或运动等等。作为社会机制的“刊物(媒体)”的生产从艺术家到市场，中间经过诸多环节，尤其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使传播与流通具有相当的意义。由于市场的形成，以及由于艺术可能作为商品被购买，更由于货币这一普遍中介，艺术家便得以在一个自由空间里进行艺术生产。在“明星”咖啡馆中出现《现代文学》等杂志，确实体现了文艺自主且合法化的现代性过程，产生雨后春笋般的“文学行动者”，他们在咖啡馆谈论文学，在刊物上有正式的文字发表与读者的回响交流，其后再作为文化商品推而广之，这正是“文学生产”的直接原动力。虽传播范围不广，但传播渠道已然形成。

　　总的来说，作为公共领域，“明星”咖啡馆之于台湾文学史的意义非凡。欧洲咖啡馆兴盛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实践公共领域的场所之一，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在咖啡馆里“实践的含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参与其中的“个体自我意识”在所处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思维”，经过创造性的批判和转化后，这些理性思维产生了实质的文学作品或时事评论作品。结合其外在机制与内在结构的不可分因素，台湾的文学行动者借助于咖啡馆之实践的含义，则是为文学争取到了历史地位，尤其以《现代文学》刊物为代表的自主机制，使得台湾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弥漫着一股理性主义的咖啡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