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爱的困境与善的难题(刘波)

　　在诗集《最后的黑暗》“后记”中，朵渔说他写了这些年，“真的还不知道诗到底是怎么回事”，越写越深感诗歌的不可把握。有读者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他何出此言。我理解朵渔的“困境”。这不是他谦虚，而恰恰是这种“失败”让诗人不至于那么志得意满，那么忘乎所以。多少比朵渔更年轻的诗人都在谈成就，谈胜利，以出全集的大师心态制造文字垃圾，但是朵渔小心翼翼，每一行诗出来，每一个字现形，他都要对其负责。这种自我要求让他在思考和写作中“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由来已久的困惑从此变成了一种自觉——不是要维持某种现状，而是选择向前或向后，要让自己看清深渊下的那一点光亮到底离自己还有多远。这个距离就是思考的动力，那束光亮就是写作的目标。

　　写作的责任和难度

　　写诗应有其神秘的维度，这是创造。这种创造或许就是朵渔所要挖的那道“深渊”，当然，挖得越深，难度越大；只有难度变大，有境界的审美才会成为可能。难度写作绝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很多诗人可能都会这样认为。朵渔的那道深渊，是词语的深渊，也是思想的深渊，可能后者尤甚。

　　对思想的追寻，往往与启蒙相关，这一方面是自我启蒙，另一方面是对更多人的精神启蒙。启蒙意识是朵渔作为有担当责任的诗人最隐秘的使命，他也在困惑中摸索着前行。“写作从来不自由，很做作/有时候我也会陷入沉溺的意志/在一块思想的薄冰上战战兢兢/跟坏人有什么道理好讲？/但空洞的谦逊更令人反感。”(《弄险》)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它不是一种放松的舒服姿态，需要诗人承担得更多，更深，这或许就是朵渔认为不自由的缘故吧。只有将写诗当作一次次“弄险”，方可在语言的创造中把握精神的高度，同时又在对思想的探索中呈现语言的精彩。

　　朵渔的写作，前后期的变化很明显，但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又有其延续性：对于乡村文明的关注，对于父母、祖辈以及朋友的关注，对于内心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关注，对于社会批判的关注，对于历史记忆碎片的整理和改写。我一直在思考朵渔何以能坚守，不妥协，文字总是那么坚挺，不弯曲，不苟且。朵渔不仅将责任定位在语言上，而且也要将责任从修辞拉回到地面，赋予其更切实的力量。现场是责任书写的源头，也是责任的载体。从凭空冥思到钟情现场，这里的转化有着清晰的演变路径。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太偏离日常，诗人需要“生活在真实中”，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存在，当构成一个坚实的现场。

　　羞耻心与常识感

　　有羞耻之心，有常识感，当属一个人的教养。而我们如何获得教养，则是考验耐性和毅力的难题，对于处在心灵黑暗中的人来说，更显必要。朵渔以批判性的思考和对时代的审视，为人生作了注解。带着审视的眼光看待自己以及写作，是诗人面对羞耻最好的回应。“诗写不好主要是光荣太多”，的确是当下诗人写不好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关乎的是诗人的心态：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目的来写诗？朵渔对诗人所获的光荣持警惕态度，这是道义使然：太多的光荣，容易让人活在自我陶醉感中不可自拔，最后剩下的，不过是一堆虚幻的荣誉。只有不断的自我剖析，才可能彰显与命运抗争的不可回避，“你有没有勇气成为失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它的邻居？/连一次像样的失败都没有，你是不是得到的太多了？”(《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带着“惶惑”和“犹疑”的追问式写作，是朵渔“失败主义”观念的话语实践，也是他能不断前行的动力。

　　没有羞耻感的人，言谈举止间往往就可能流露出膨胀的成就感，追求“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的虚名，且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同样也成了一种诗坛常态。朵渔对此深有感触：“今人诗有三病：不诚实，不老实，不真实/饭碗里没有羞耻，辞受间全是政治。”(《说耻》)如此坦率决绝，掷地有声。诗人的追求不仅仅是写一两句出其不意的诗，更应该关乎一种精神。那种语言小格调，终究只是生产小技，而无大视野，更无大境界。就像诗人所言，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文人，那种雅兴与酸腐应合，莫过于一种自我堕落。写诗可能是一种批判精神和怀疑思想，但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担当情怀。

　　诗歌通向爱的可能

　　2008年，汶川地震灾难之后，朵渔在悲愤中写下了《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其批判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由爱生出，而不是为了单纯地批判。带着“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之情怀，他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节制地写着理想中的文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个性使然呢？在我们的诗歌写作里，需要这样的反叛个性和坚韧意志，更需要爱。

　　朵渔曾在诗中言说：“爱，这绝望的艺术/让我感到无力”(《再见·爱》)，他也有爱的追问：“当你说到爱，你到底是在爱别人还是爱自己？”(《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这都可能是爱的困惑。但只要内心之爱不通向虚无和谵妄，那就还存有爱的可能。“从最细微的事物里重新学习爱，从书页间/讨生活。”(《从死亡的方向看，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爱，爱就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我们每日的景观、行动和冥想里。

　　诗人带着感恩的书写，是日常之爱，广博之爱，也是终极之爱。这种爱看似琐碎，不宏大，也不激昂，但它是一种教养，一份信念。“其他的越来越不重要。但爱依然很重要。”在语言之外，似乎只有爱能支撑着诗人继续抒情和叙事，直面惨淡的现实，也探寻这世界的荒谬。当爱变得虚伪，爱就是逃避责任，一切的努力都可能会是徒劳。朵渔不会让爱变得徒劳，他要让其有所指，也有所落实，落到人生命运里，也落到词间和笔端。“爱是一种欢乐，虽然是一种夹杂着痛苦的/欢乐，但仍然是一种欢乐。”(《想不撒谎真难——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诗人》)诗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向善。诗之善与爱，为写作最终的路向。人生靠欢乐之爱获得价值，而诗歌则是对善与爱最后的备忘。

　　朵渔不仅仅在写爱之诗，其实，他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写作？怎样在诗中去面对爱的困境和善的难题？这些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它们就那样结实地摆在面前，迫使诗人去努力理解，去解决发生在自我和他者身上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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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渔，1973年生，原名高照亮，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主要作品有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 《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 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