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校园遇合(罗振亚)

　　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和《诗刊》社联合，首创驻校诗人制度，每年从《诗刊》的“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中遴选一位驻校，至今这一制度已相继惠泽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邰筐、阿毛、王夫刚、徐俊国、宋晓杰、杨方等十位诗人。

　　驻校诗人制度确立的意义早就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青年批评家王士强断言，“驻校诗人与高校之间可谓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其实，它带来的或许更是多赢的结果。通过驻校的平台，年轻诗人自然会提升写作经验和写作层次，愈加拓展知识、交际视野，补足、夯实诗学理论方面的修养，保证自己再写起诗来决不会一味在情感上跑野马，而将逐渐自觉、逐渐有底气。事实证明，江非、路也、李轻松、宋晓杰等驻校诗人，先后获得过中国屈原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郭沫若诗歌奖、泰山文艺奖、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多种重要的奖项，已被视为当下中国诗坛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甚至其中部分诗人完全具备了问鼎或者说冲击鲁迅文学奖的实力。对学校来说，则浓化了文学气氛，丰富了校园文化建设，具体说来，经过与驻校诗人一次次的交流和碰撞，经过一次次学术活动的操练，在年轻的研究生里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新诗研究者，像霍俊明、张立群、王士强等已是同龄人中的翘楚和骄傲，他们从吴思敬、王光明、张桃洲、孙晓娅等先生那里承受学术滋养后，又纷纷在天南海北的各地高校和文化机构中播撒诗歌的种子，这种“合力”的作用使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新诗批评、研究的中心与重镇。

　　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诗人和诗歌研究者、广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诗人与高校、创作界和批评界始终存在的紧张关系，对抗、遏制了日益程式化的诗歌教育弊端，为数年前曾经呼吁过的诗人学者化提供了一种可能。说起新诗创作和批评之间的关系，很是令人感慨，本来新诗诞生之初，胡适、闻一多等诗人在学校任教就开了一个诗人学者化的好头儿，诗歌创作与欣赏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协调，像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诗歌作品一经问世，诗坛马上就有正面的反响和回应；可是，后来这一传统却出现了悄然断裂，创作界和批评界严重隔膜，互不买账，很多时候，诗人在闷头写自己的诗，从来就不看评论，批评者做纯书斋里的学问，根本不问诗坛的风云走向，诗人和高校之间基本脱节。这种断裂、隔膜的直接后果是，高校与中学的大量教师所受的诗歌教育过于陈旧，面对新诗作品一片茫然，以至于一些人干脆“旧瓶装新酒”，用过于传统的诗歌欣赏理论硬套新诗作品，不但十分蹩脚，而且还常出笑话。而驻校诗人制度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现状，它改善了创作和批评、大学与文学的关系，使写和评之间的界限不再壁垒森严，使有的诗人和阅读、研究者打成一片，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影响了对方的审美乃至生活方式。虽然说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当驻校诗人时，美国评论家说“一个驻校诗人胜过多少个教授”有点言过其实，却也道出了驻校诗人可以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实情，诗人驻校后的现身说法，让学生知道了创作是怎么回事，感到诗歌不再那么神秘、玄奥、遥不可及，并在直观的对方中发现自我，使自身蛰伏的敏感、创造性潜能与思维被唤醒、被激发，从而也就对以往刻板、空洞、停浮于理论层面的诗歌教育现实就了良性的冲击。如在与驻校诗人的交往中，本来即是诗人的霍俊明、张立群等写得更多更好了，龙扬志、罗小凤等从首都师范大学走出去的学子在进行专业研究的同时，也拥有了诗人的身份，不断在高档次的刊物发表作品。与之同步，本来就直觉能力超人的诗人们，经过理论的训练后也具备了批评者应有的素质，像江非、李轻松等的诗歌评论文章都有着相当的深度和水准。

　　或许首都师大驻校诗人制度留给人们的启迪更为重要。如今开展驻校诗人项目的学校越来越多，光北京就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数家，如果说其他几家瞩目大诗人、注重影响的话，那么首都师范大学则把眼光定位在需要“雪中送炭”的有潜力者身上，遴选标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青年”，给驻校诗人提供住宿条件、生活补助，为他们开研讨会、办讲座创造机会，同时又完全尊重文学创造的艺术规律，给驻校诗人以充分的自由的空间，对他们在作品的创作、发表方面不做硬性的规定和要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为什么要以各方面的投入和付出这样做，并逐渐地使之常态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考虑的是扶持青年诗人，为以后的新诗发现、培养与储备可能的人才”。而着眼于青年就抓住了诗坛的未来和希望，所以我觉得他们通过驻校诗人制度，进行沟通大学教学和文学关系的探索，即是应和现代形势、同国际接轨的创新性举措。有人说，作家驻校、诗人驻校，在海外的很多大学里是文学与大学教育沟通互补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应该融入国内文学教育体制，成为国内高校中文学科未来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向。我觉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这种“奉献”模式的驻校制度设立，值得人们敬佩，也值得那些有条件的高校学习和推广。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驻校诗人制度取得了很大成绩，提供了诸多经验，也促进了人们对国内诗歌教育等问题的反思。如果它在遴选对象时能够再注意地域、年龄层次的合理分布，适当吸收有志于诗学批评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培养结合，使每一届驻校诗人都把驻校当做当作新的创作起点，切实获得创作水平的提高，而不仅仅停浮于诗歌活动的参与，当会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