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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蜕变与“古代性”的挽歌(苏宁)

——评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11日09:49 来源:中华读书报 苏 宁

  贺享雍“乡村志”文学场域的初步形成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近年来他一口气推出了《土地之痒》、《民意是天》、《是是非非》、《村医之家》、《人心不古》等五卷单独成书的乡村故事。它们以贺家湾的社会变迁为线索,每个故事既可单独存在,又有内在联系。在《乡村志》中,社会变迁与文学场域形态始终是同步的,“读贺享雍的小说你好像慢慢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农民,这是贺享雍的特色。他是农民的发言人而不是代言人”。在贺享雍笔下文人框架与现实框架是重叠的。他本人的立场与家族本位、士族理念趋同,随着大变革的社会转型发生,贺家湾的社会权力格局与文化权力格局产生剧烈的变化,宗族的文化领导权与家族血缘资本递减导致贺家湾的迷惘、冲突,贺享雍将这一切忠实记录下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贡献。

  分析贺家湾这个小社会,我们看到整个社会世界分化为形形色色的“小世界”(即关系场域),这些“小世界”并不是“孤零零的碎片”,它们之间有相互连接的纽带。反映乡村社会政治生态的长篇小说《是是非非》中,表现的是家族内在历史形成的规则(布迪厄的说法是“惯习”)与当代社会观念的冲突,背后隐藏着当代中国农村中村与民、官与民、民与民关系的变化和复杂的矛盾纠葛,尤其是对转型时期乡村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我们看到在作品中,无论“砍树”问题的出现,还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发展,都有一条贺家湾场域的“惯习”线索与策略。它与外面的事情和场域的惯习似乎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又是相互影响的双重存在。贺家湾人生活在场域中,就是生活在一个由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空间关系中,每一个人的行动、策略和惯习都处在场域结构中的。惯习的历史传统形成命运联系,惯习与场域的关系、惯习的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关系行成网络。它使“古代性”历史惯习与现实规则形成内在紧张关系。“古代性”惯习与“现代性”转型的艰难蜕变,有时显得触目惊心,全然不是报纸电视上或者文件总结所表现的那样符合逻辑。从这个意义看这是一部难得的透视当下中国乡村复杂变局的优秀作品。

  《民意是天》围绕贺家湾村民贺端阳三次竞选村委会主任的经历,写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新生的草根民主在与几千年官场潜规则、宗教、房派(家族权利)、黑恶势力等的斗争中所走过的曲折的路程。乡村变迁中宗族强大的表征功能一直沿袭下来变得更为厚重,小说中无处不在。家族本位与传统中遗留的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说到底是经济决定权与家族伦理资本的较量。中国农民创造的村民自治,基层民主,自然脱离不了家族本位与传统中遗留的乡村社会的权力。这个乡村场域的权利结构有三层:政府的、家族的、法律的,三层结构重叠构成权力对人性的多重压抑:“民意是天,却要眼光向下寻找(贺享雍语)” ,小说揭示了传统力量的强大与制度的痼疾。草根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具有多重特征的权力与人性关系所决定的象征表征体系,在这场博弈中,“每个脚印都意味着一场抗争”。

  《人心不古》则从现代法律、地方性家族观念与命运相互关系中入手,表现权力与人性的博弈。由于加入了命运因素,变成了三重场域:人、法、命运,谁更大?中学校长贺世普在退休后,被贺家湾村村主任隆重地请回老家,担任了贺家湾村矛盾纠纷调解小组组长。“乡贤”贺世普一心想把法制观念引入村民心中,万万没想到连自己都陷入了万重深渊,难以护法。贺世普用法律为自己维权,官司虽然打赢了,却被村人普遍疏远,最后不得不离开村庄。结局出乎意料又在“常理”之中。家族伦理倾向像血液一样早已融入贺家湾人的身体,而法律却是以教化形式强加在现代生活中,因此可能是“外来的”,这是贺享雍小说告诉我们的。“就活人不就死人”的惯习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持久的。”这个看似寻常的乡村故事在贺享雍笔下写得波澜起伏,三重场域与权利的三重结构重重叠叠,纠缠不清。实际上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村的现实。

  同样还有《村医之家》,它应该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写中国农村“赤脚医生”的长篇小说。小说主角贺万山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常常是以“命里该不该有”为准则的。他始终在“做好人”和“认命”两个关键词的范围来做人做事。这就和新时代到来后的价值观形成冲突,尤其是和他两个儿子的观念形成冲突。贺万山治病救人,以“把病人当亲人”作为最高标准,一辈子做“德行医生”。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他都赢得了乡亲们的爱戴和拥护,但也始终坚守着贫穷,医疗难以为继。当然,《村医之家》对待社会变迁给出的药方是道德评价,而道德评价只是人性中的一种。比起道德,人性复杂得多。小说写出了深刻的无奈但没给出答案,只是发出一声叹息“有病的故乡,无药的村医”。人、法、命运这一三重结构的场域,类似一张阻碍着今天中国农村变革的坚硬的网,所有的人都想冲破它。贺享雍用贺家湾文学场域进行了重构与冲击。

  如果说贺家湾的现实场域是沉重的,贺家湾的文学场域则是朴实而沉郁的。《乡村志》系列根植于生活,立意高远,质朴丰厚,充溢着来自民间的乡土气息。作家跳出了现代乡土小说审视、反思、揭示、欣赏的第三者立场,以“亲历者和转述者”的平视角度,切入小说故事之中,给人一种真实感、亲切感和深入感,更有一番“哀而不伤”的况味。

  怎样从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中写出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呢?贺享雍也运用了策略。比如《是是非非》的黑色幽默似的喜剧风格,一个接一个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故事让人捧腹却难以笑出声来。小说还对招商引资、听证、官商勾结等当前社会的敏感问题,做了深刻细腻的讽刺。

  又如多种情节手段交叉运用的手法,如《乡村医生》将传奇要素与真实事件交叉,使故事具有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手法。贺万山从20世纪40年代到改革开放跨越半个世纪的传奇经历,非现实情节与现实情节交融,童年时祖父离奇的死,大灾害年间濒临死亡的贺万山突然间无师自通“医好了自己的病”;给苏女子家几代人宿命似的接生;还有那些阴差阳错的绝处逢生,无处诉说的冤屈,故事犬牙交错,多种手段交织,很多情节变不可能为可能,使情节更丰富。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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