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历史里的失踪者(海铭)

——谈李硕儒、胡玉琦历史小说《千古商圣》

　　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耀眼光环下，范蠡这一人物可以说在历史上是有所遮蔽的。近年来，多有作家回归历史，借历史的波诡云谲，凸显胸中对过往和当下的体认。 《千古商圣》也是如此。这部作品虽然是小说体裁，但李硕儒、胡玉琦选择重提范蠡，将他的一生波澜带回当下时空，在当下“戏说”乱象横生的出版市场上无疑是引人注目的。春秋时代是个哲思滔滔、盛产大家的年代。一代商圣范蠡，在吴越争雄和与西施的情恋传说中惊鸿一瞥后，史书中便再难觅其踪影。这位集儒道于一家、重于经世致用的先贤，是如何在入世到出世中顿悟的？如何从功名的巅峰中意识到连年争霸势必民生凋敝，从而急流勇退锐意经商，走上以民富带国强的艰难历程的？作品营造出了当年的时代氛围，描绘出春秋文化中忠、侠、勇的底色，故事悬念迭起，令人不睹不快、难于释手。作者虽然明知道范蠡的题材偏冷，但仍然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尝试，我觉得这是对于历史作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唤回历史人物的生命，使之为当今国人提供思考的进路。

　　小说择取的历史，距今两千五百年，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两位作者均潜心钻研秦汉历史多年，在40余万字的小说中纳入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让那些一国亡、一邦兴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千丝万缕地与小说中几十个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千古商圣》的两位作者被史料中所包含的这颗孤独灵魂深深地震撼，精心发掘，逼真再现了消失在我们身后几十个世纪的那个时代、那段历史。这部作品既然涉及如此宏大的框架，迭出的人物、故事，很容易在写作中陷入技术主义的细碎模式，但如果以线性历史发展进程为线索，结构往往又失之简单平淡，人物个性被历史事件淹没不显。这也是如今许多历史题材长篇小说面对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挑战，作者带着探究范蠡这样一位有着独特历史贡献，引领华夏商脉的人物为什么会被遮蔽的疑问进入史料分析。接下来小说的结构就不再是单线的，而是复调的。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和春秋时期越国、吴国、楚国等的历史并不是分离的，相反联系得非常紧密，他是一根主线，扯动这条主线，小则各个人物命运，大则整个春秋时期的政治史战争史，这些东西都被调动起来了。

　　这部作品并没有过多渲染范蠡作为一代商业奇才的传奇色彩，反而将他的性格细致地在种种日常活动和对话中展现。这样的写法，把故事本身的戏剧冲突呈现得更加细腻传神，更令在史料、传说中一定程度上被模糊化的范蠡还原为真实、复杂、丰满的个体形象。作者在大历史格局中讲小故事，透过对范蠡、西施、慧游、奕石等人物命运的描写，在场面描述和人物刻画上不吝笔墨，也对历史、商业等领域的规律性内容有着深入透彻的解读，使这部小说内涵厚重，有灵魂、有主题、有故事、有反思，谈坎坷，论输赢，品得失，话古今，以史喻今，以虚构照史实，使读者从中获得诸多的人生启迪。

　　谈到创作《千古商圣》的缘起，在身为作家、编剧、学者的李硕儒看来，因为范蠡寒微的出身，才最了解生民之苦；正因为他的悲悯之心，才知道天地之危；正因为他学富五车、救世之心之烈，才突破楚国等级制度之限，远赴越国扶弱击吴，实现了他“功名之学”的初衷。然而，当他辅佐勾践灭吴复越后，范蠡改弦更张，急流勇退，带着他的妻儿、近侍，隐五湖、建陶山，将目光投向了天下苍生，他与民同耕同贾，以自己的智慧才华，勤耕耘、巧经商，已达济民、富民之愿。远在两千多年之前，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就以其狂热的入世之心建功立业，一举升至上将军之位后，又以其冷峻的观察体验毅然退出名利场，以出世之心建立、培植并终生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可以说，他才是那个政治乱浊、哲思纷纭的时代绝无仅有的清醒者、超前者、无私者、脚踏实地为民谋福造福的大悲悯者。

　　近来，涉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但不少作品要么拘泥于史料，没有灌注自身的生命体验与人文哲思，导致作品思想贫弱，要么停留在戏说演绎表面，缺少对民族过往的尊重，历史性被娱乐性冲淡。 《千古商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写出了他对财富的认知和态度。既称“商圣” 、“文财神” ，他对财富有一种先知先觉的理念，即财富是宝贵的，因为没有财富的支撑，民不能富，国不能强，你的使命感再大、悲悯心再厚，也难了心愿。为此，他以治国之智慧谋略经商，真可谓百战百胜；然而财富积累之后，他不奢靡不挥霍，不传于后世子孙，而是用来济民富民，带富一片，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因而形成了自己的财富理念、财富道德、财富传承法。他的这些理念，仍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迫切命题，对于当今我们国家民族的富者、贫者都可称楷模，可资研究借鉴。这部作品通过范蠡艺术形象的塑造，尽力展现了附着在他身上的儒学、道学和东方商学的精髓，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尽了一份力，为民族血脉的延流尽了一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