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阳光立传——读李玉林的《慈善中国》(颜廷奎)

　　金秋时节，慈善作家李玉林又一次将一本厚重的大书《慈善中国》，奉献在我们面前。之所以把他称为慈善作家，是由于他在近二十年时间里，除了主编《慈善》杂志之外，还出版了以慈善题材为内容的报告文学、散文、摄影等著作近二十种。他的勤奋，他对慈善事业的忠诚和热忱，由此可见一斑。我把他的这种全身心投入称之为“记录阳光的足迹”，他笑了，说，对对，我就是跟着阳光跑，为阳光立传。为阳光立传，他说得好，做得也好。如今，他实践了自己的承诺。80万字的《慈善中国》一书，近日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为这本书的特约编辑，我通读之后，颇有一种读史的感觉。作者自己在行文中也透露出当初写这本书，无论从规模、结构、选材以及详略取舍上，都有着写新中国慈善编年史的打算。所以，他开篇明义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1918年阎宝航在沈阳创办“奉天省城贫儿学校”的画面：一个青年，在大南关景佑宫的三间破庙门前挂上牌子，然后一户一户地走访、宣传，一笔一笔地募集捐助，一丝不苟地给学生讲课。为了办好贫儿学校，他甚至把自己做教师的薪资，除了留出生活费外，其余全部捐出。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参观之后，感慨地说：“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了很大力气才办成北京香山慈幼院，而阎宝航领着几个无地位、无声望的师范毕业生，白手起家，就办起了贫儿学校，实在难能可贵。”

　　阎宝航者谁？他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人称“阎老佛”、20世纪90年代中华慈善总会创办人之一阎明复的父亲。作者采用“由远及近”的写法，把新中国慈善史的时间跨度，一下子延伸到党诞生的前后，无疑增添了本书的厚重感，同时也为写好阎明复奠定了根基。阎明复为什么倾其毕生精力于慈善事业？为什么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怀着深深亲情？为什么能够像老黄牛一样忍辱负重？为什么在自己年老生病的时候，还惦记着那个残疾婴儿？答案很清楚：父辈的言传身教、革命的光荣传统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写阎明复不同，作者对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的思想品格、道德情操的展现，则是直接把笔触延伸到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目睹旧中国灾祸频仍、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情景，刚刚五六岁的崔乃夫就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当他看到“粥棚”和“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群众解决吃住问题的时候，就立志“长大后也要做一个有能力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好人”。1948年，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当他成为国家民政部部长，8年后走上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岗位的时候，他得以亲手为群众排忧解难。改革开放的年代，春风吹开了思想的坚冰。他想方设法为慈善筹集资金、征集衣物以解贫困地区群众的燃眉之急，崔乃夫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开拓之举、创新之策，得到中央的首肯，得到民众的支持，可谓功莫大焉。

　　除此之外，作者还刻画了一大批战斗在慈善第一线的指挥员、战斗员、将军、企业家、艺术家，以及乐于助人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是磊落透明、公而忘私如阳光一样的人。为这些人立传，正是中国当代慈善史的任务。

　　慈善事业是阳光的事业。它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光明，给寒冷中的人们以温暖。因此，举凡人们面临困难、遭遇灾祸的时候，都会渴望救助和得到帮扶。中华慈善总会自1994年成立之日起，就担负起协助各级政府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重任。长江大水、“非典”时期、江南冰雪、汶川地震，这二十年中，所有的抗灾救灾的大事件，此书都有十分生动详尽的记载。岂止记载，应该说是描述。作者用文学的笔触，让历史得到滋润。其中细节，可以说深入到人的心灵，个中隐秘，可以说揭示到毫发。凡阳光所到之处，皆留痕迹，困厄者所处之所，必有阳光。记录这些大事件的过程，就是为阳光立传的过程。作者在近二十年中，足迹几乎走遍祖国山河，以一个“大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全国所有的省一级慈善组织，也到过不少地、市、县慈善协会，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了解他们的做法、想法和要求。基层的好人好事，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作者为阳光立传，可谓大处落笔、不拒涓流。

　　《慈善中国》记载的不仅仅是救助者，更满怀盛情地记叙了承受阳关普照的被救助者。那些因贫困失学的儿童，那些被地震夺去父母的孤儿，那些缺水地区渴望水窖的农民，那些被疾病折磨而失去幸福的人们，他们心中的阴霾一旦被阳光驱散，微笑的脸庞就像草原上的花儿热烈地绽放，像星星一样放射着光芒。作者在记叙锡林郭勒26岁的唇腭裂患者阿木古楞得到救治的一刻，情不自禁地写道：“我看到草原笑了！我真的看到了，锡林郭勒草原的笑容。”草原的笑容，正是雨露和阳光的孩子。

　　阳光是什么？在中国，阳光就是仁，就是助人为乐，就是成人之美。《慈善中国》为阳光立传，传达的是仁人、仁事、仁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