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行车路上一棵棵树(王彦)

　　贾平凹谈创作之魂

　　小说，行车路上一棵棵树

　　贾平凹讲话时，听者无不竖起耳朵屏气凝神。一来当然是尊重，二来是因他一开口便是浓郁秦腔。

　　贾平凹的演讲，配上原汁原味的商洛方言，有些不着边际，又似莫测高深。作家嘿嘿一笑：“听不懂或者听不清楚对我而言是好事，可以把讲的不好的地方遮蔽过去。”他说自己生来有两件事不自信，一是个头，二是人前说话。

　　对他自嘲的“笨”，也许称“拙”更精当些，已故作家汪曾祺做过如是评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拙和讷是贾平凹给人的外在印象，而巧与辩才是真实的他。只不过，那个真实的、巧思善辩的贾平凹习惯藏在文字背后。

　　他的这次演讲，看似全无“作家气”，在稠人广众之中，只把自己缩小到最低限度，但其实灵敏与睿智全在那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细琐段落里，就像他自我描述的——“走过许多路，见过许多树，往事如同行车的路边树，闪过去了，但其实树还在。”从《商州》到《老生》，15部长篇小说，无非贾平凹来时路上的、形态各异的树。

　　作家分品种，一重境界一重山

　　关于文化，贾平凹有一段论述：“各个人群居住的地方不同，气候不同，物产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他把文化比作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过日子的哲学。

　　由文化背景不同而让作家分出品种，这是他开宗明义的阐释：“我是农民。”出身乡土，贾平凹最先接受的便是民间文化，且是最底层的农村民间文化。在商州农村度过的童年，月亮是夜的太阳，丑石富有美感，榆钱可以养活婆婆，民间大量的神秘文化都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产生深刻影响。所以，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商州》与《浮躁》里，投射出的无不是青年对乡村的复杂情愫。

　　“但人在路上，难免拐弯，拐弯处那棵标志性的树便留在了记忆中。”当外界以为贾平凹会在乡土小说的大道上发足狂奔时，他却倏忽拐弯，写起了当代西安，记叙“废都”里闲散文人庄之蝶、龚靖元、汪希眠与阮知非的起居故事。接着，《秦腔》、《古炉》、《带灯》，或苍凉叙事，或与鲁迅对话，或悲悯情切，贾平凹似乎再没重复过自己，每一两年新作出手，便要换一棵“树”另行标记。直到翻开《老生》，评论界一致惊奇——他竟如此艺高胆大，每章开篇都嵌入一段《山海经》，直接承袭《红楼梦》的叙事传统。

　　有人探寻他创作风格闪展腾挪的根源，贾平凹却诉起自己的生死观变迁。“人生悲苦的观念影响了我几十年。”出生第一响啼哭，世间无数哀愁，莫不是作家眼中人生苦短的写照。但50岁后的某一天，“我却突然自问，既然生来受罪，为何几十亿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死？”反思过后是豁然开朗，“原来，人来自于爱，每个人都因为爱才诞生。既是如此，何不心生喜悦？何不相信：你爱花，其实花一样喜欢你，甚至花更爱你。”一山又一山，境界一重再一重，《山海经》便是这般描绘的。

　　时代需责任，使命不敢怠

　　新作《老生》，贾平凹在拐过几个弯后回归陕南的山村，试图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当下。民间写史的作家不在少数，但他却算得上异数。不仅因为《山海经》的融入或是《红楼梦》式的笔法，更多的在于他小说里过去与现时的矛盾存在。

　　在回眸“历史”中，贾平凹笔下的叙述人都带有奇诡色彩，比如引生、狗尿苔、唱师等等奇人，他们或是不明所以的狂乱，或是其来有自的超然。但到了探访“当下”时，他写到的主人公子路、庄之蝶、带灯等，却齐齐剥下奇异外套，纵有出世之心，但到底是入世之人，精神世界总徘徊于撕扯与挣扎。如此刻意安排，贾平凹只用“时代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品种”来解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更有各自对应的文学。他说：“要让人能寻到对应的家园。”

　　至于他自己，从最初石破天惊的《废都》，到苍凉透骨的《秦腔》、直白反讽的《高兴》，一直到现在以“荒”为底色的《老生》，贾平凹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即用见微知著的文学书写，来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

　　“我常思索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创作30多年间，贾平凹发现这个年代的作家都在写着百年的故事，且故事里多的是丑恶、残暴和恐惧，仿佛揭露和批判就是文学创作的核心。“当然这是必然也是必须的。”他承认，社会转型的时代，复杂丑陋摆脱不了，“但文学并不是为呈现这些复杂丑陋而生，并不意图让人绝望甚至自杀，而应该提倡更好地生活。”

　　所以，贾平凹的坚持，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站在当代说一些公道话。“这种公道话其实是在思考。就像一个人吃完饭，牙上沾着韭菜，你要告诉他把牙上的韭菜擦一擦。这有可能会让对方难堪，但确实保持了他的形象。”作家说，听“公道话”的结果取决于牙上有韭菜的人如何看待，更取决于指出他的人讲究怎样的方式。落到创作上，便是怎样用写实的笔触去唤醒人心向善的一面。

　　贾平凹把这视为对家乡、对记忆的一份责任。他把这些写在新书的封底：“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