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地方化”和地区文学传统(王干)

　　漫画 　　徐鹏飞

　　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载体，要承担培养本地作者、弘扬本地文化的任务，同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特点鲜明的作者，这种矛盾困惑着许多文学期刊

　　文学期刊常常与某个地区文化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源于行政建制上的联系。文学刊物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载体，应该承担了培养本地作者，同时弘扬本地文化的任务，具体到刊物的定位风格方面也自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地方性。光从刊物的名称，就可以基本判断出刊物的基本产地，比如《花城》《长江文艺》《钟山》《青海湖》等等，更不用说那些直接以地方命名的“某某文学”了。培养本地作者，发表本地作者的作品，这种相对自足也相对封闭的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文学期刊的常态。

　　但是，文学不应该是封闭的，文学自然也不应有省界。新时期到来之际，云南的《大家》等文学刊物率先打破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藩篱，把眼光放到全国，在全国范围组织稿件。这样的竞争颇有些市场经济的味道，一些刊物为了争取到好稿，也通过提高稿费等举措吸引优秀作品。因为优秀的文学刊物是通过优秀的作品来支撑的，优秀的作品常常来自优秀的作家，而这些优秀的作家资源是分布不均匀的，地区间的创作实力也参差不齐。要确保一份刊物的稳定质量，就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挖掘作者资源，而不是局限于当地的作者。尤其是那些追求自己风格的刊物，更需要一些特点鲜明的作者，打破地区局限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当然，这种“打破”在当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论，省内的一些作者会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放在今天，这大概不大会引起非议了，因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评价显然是放在全国版图上进行的。

　　一般来说，省一级的文学刊物除了北京的《十月》和上海的《收获》外，是难以和国家级的刊物抗衡的。于是省一级的刊物通过联合体的方式来发声。肇端于1985年的《大家》《钟山》《山花》《作家》四家刊物的“联网四重奏”，就是地方期刊资源整合的一次尝试。四家地方性的刊物采用联网的方式推出了一批新锐作家和批评家，吴义勤、施战军、徐坤、邱华栋等就是从中脱颖而出。“联网四重奏”连续四五年之久，在互联网资讯匮乏的上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这一尝试，是有预见性的，也是去地方化的成功努力。

　　一个地区的文学期刊常常和这个地区的文学传统相关联，比如海派文学的传统让上海的刊物善于领风气之先，在艺术形式上也喜欢创新。《钟山》杂志推出新写实小说，也与江苏作家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张弦等人追求的新现实主义有关。《当代》杂志坚持传统的写实路线，与秦兆阳当年的办刊精神有关。但也有些刊物逆地方传统生长，比如广东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厚，欧阳山、陈残云、陈国凯等都是以现实主义力作在文坛立足的，最初的《花城》杂志也是主打现实主义牌的，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花城》变脸，风格趋向前卫和精英，呼应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气息。而东北的《作家》与东北的文学传统也是大相径庭的，这本号称“中国《纽约客》”的文学期刊，与长春的地理位置实在不相称。这也是一种逆地方性生长。

　　互联网时代，地域区隔被网络打破，编辑、作者、读者三者早就天各一方，甚至设计、印刷、发行都天各一方。对于文学这么小众的东西，要想找到趣味相投的作者，当然是范围越大，几率越大。因此，不仅省一级的刊物具有全国意识，一些地市级刊物也加入了全国性的大循环中。

　　既然天涯若比邻，地方政府为什么还要支持文学刊物？有两种情况：一是钱够不够主编做份刊物，二是主编的品位能不能做好刊物。钱和人，要么政府支持，要么市场支持。政府支持至少还能和文化有关，市场支持的话，就只跟大众消费有关了吧。还有种情况，就是都不支持，不要文学刊物了。假设某几个省不要了，那这几个省的作者和读者的写作和阅读愿望也会在其他文学刊物上释放，最后形成几家独大的局面。所以，文学刊物还是得有一批，彼此不同；不能太少，太少就形成垄断了，新风格新作品会受抑制，对作家的写作热情也有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