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木斋)

　　诗经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值得深入研究。当然，这也是一个具有很大难度的题目，它不仅仅是文学的题目，更是语言学的题目，语音学的题目。关于诗三百采用的语言为当时的白话文，这一说法不知道从何人开始提出此说，我想大约应该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他是白话文学史的始作俑者。他在该作第二章《关于白话文学的背景》中说：“因为公孙弘的一篇奏章证明了古文在汉武帝时已死了，所以，我们记载白话文学的历史也就可以从这个时代讲起。其实，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P11页)同样，胡适并没有论证为何说诗三百中的许多作品为何是民歌，也没有论证为何是白话文学。而公孙弘的奏章更是断章取义，不能证明古文在汉武帝时候已经死了。

　　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简单说，文言文就是采用书面语来写成的文(包括文字、文章、文学等)，白话文就是采用口语写成的文。诗三百时代的日常用语，由于没有直接的记载或是材料(包括录音等)，所以，不能给予直接的证据。但仍然可以通过诸多问题的研究，给予一个历史的、理性的、逻辑关系的链条。

　　首先，让我们来提供一些标准，来作为区分两者的标志。

　　1、整齐和不整齐(此一条不是绝对的标准，而是相对的)。不整齐是白话口语的标志之一，采用整齐的句式来说话，这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散文先天的就更为具有白话口语的特征。相对于散文的长短不齐的散句，诗三百从本质上来说，是具有整齐美的诗歌体裁。因此，诗三百并非当时的白话语。我们不能想象当时人口语说：“子惠我思，搴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这些诗句后来被很多政治外交场合被引用，似乎成为了春秋时代的日常用语，其实，这仅仅是一种诵的形式，是一种引用，而且局限于贵族之间来使用，放到贩夫走卒的民众之中，是不能使用的，换言之，它不是当时的口语，所谓口语，是不分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

　　当然，这仅仅是就本质而言，就细节来说，相对于后来的近体诗的整齐美，诗三百具有不整齐美。但这仍然不能说明诗三百是当时的白话语。在诗三百内部，具有一个由不整齐到整齐的发展过程。风雅颂不仅仅是音乐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更有写作时间的不同。它的写作次序，大抵是颂(周颂全部——大雅的前部分若干篇章--------风)。

　　周颂的最为开端的几章如《清庙》，还没有押韵，这是中国的第一首诗。没有押韵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诗歌的概念，还不懂得怎么写诗，只是将需要表达的内容写下来，然后配乐，祭祀祖先。当然它所采用的也不是白话语，而是文言文。

　　风的写作过程，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过程。但风诗已经日益成熟，更为具有整齐的四言诗体，更为具有远离散文的性质。风诗当然也不是当时的白话口语。

　　2、是否采用“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进入到文中或是诗中。古人不是用“之乎者也”等文言助词来日常说话的。还有“的、地、得、着、了、过”等，当然，这也是相对的，只能说，这些虚词的使用，是融入白话成分入诗。文言文散文是不用这些虚词的，这些虚词是唐宋之际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到通俗化运动之后入诗的。而用“么、吗、什么、怎么”来取代“之乎者也”，在诗中则是更晚的事情，当然，在小说体裁之中，宋元时期已经有了白话小说。宋代实际上已经是中国的近世文化范畴，由宋代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3、语序的自然语序还是非自然语序。口语中我们很少见到非自然语序，譬如倒置、倒装，诗三百中大量的倒装。譬如前文所说的“我思”，实际上为“思我”。。

　　4、是否有韵律甚至是格律。这一条标准较为复杂，但可以研究和讨论。近体诗和词(近体诗的直接结果)，是最为讲究格律的，因此，也就不是口语的，后来逐渐有白话语入词，如李清照“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但也仅仅是将个别白话语词锤炼入词，也就是白话语词的文言化表达。因此，格律诗和词这两种体裁，都与民间无关，因为，文言文天生的就是贵族文化的产物，是与民间无关的一种文化。(具有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士大夫文化的内部演化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话诗只能说是采用白话入诗，而不能说白话诗本身是白话。当然，白话诗由于以白话入诗，也就将诗的范畴扩大了，口语化了。因为白话诗也有很多可以不采用韵律，不押韵，也没有节奏，譬如“网”，仅仅一个字，它本身当然是白话。这些都属于白话诗的异化现象，变种现象。它们已经成为具有诗与非诗的两种属性了。

　　5、关于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此一条并非白话语和文言语体的区别标准，仅仅是较为接近某种语体的标志)：口语是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混合使用，是以双音节词为主体的语言。汉语一字一音，又因为一音多意，因此，必须组合成为双音节词，通过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才能在口语说话的瞬间给予清晰的表达。文言文更多使用单音节词，如诗经：“今我不乐，岁月其除。”比较《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再陈。”双音节词的大量使用，并非是否为文言文的标志，但却可以证明，诗三百比之汉魏五言诗，更为具有文言文的特点。

　　其次，仅仅树立上述的几个标准还不够，(两者的区别还有很多，只要将它尝试放到口语中看看是否没文化的人能听懂，就可以知道其是否为白话。)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文言文为何要产生，中国的古典的诗歌散文为何要用文言文而非白话文？为何文言文几乎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深入研究，才能确认诗三百为文言而非白话。

　　中国的早期文(包括诗歌散文等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一切文字)，均为文言文而非白话文，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可能就是宋代白话小说。唐宋之前的一切文字，都是文言文。诗三百、汉魏乐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都是文言文。胡适为了证明白话文学史，将这些都说成是白话文学，这是他的创造，并没有提出实证。诗歌中可以有明白易懂的风格，譬如孟浩然、李白诗中都有这样的作品，这是中国诗歌由古典要走出古典的先声(参见拙著《走出古典》，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由古典文化向近世文化转型的先声和孕育，十月怀胎不能等于一朝分娩。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选择文言文，是由两大基本因素决定的。

　　1、是由中国文字的书写方式和传播媒介决定的。

　　A、汉语文字的创造，汉语文字的创造初始是甲骨文。甲骨的坚硬难以刻写，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字的精炼简洁。中国最早的书是《尚书》，《尚书》的出现，标志了由甲骨文时代向竹简文字的转型。甲骨不能成书，成书只能是竹简。竹简书写媒介的出现，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变革，带来了由此前简单应用文字的记录向表达较为复杂思想的文的革命。竹简仍然难以刻写，于是，精炼简洁的文言语体继续被采用。到了东汉时代造纸技术出现，中国的书写和传播方式发生了第二次大的革命，但文言文仍然被采用为唯一的文字书写语体，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B、是由中国前期的礼乐制度和贵族体制决定的。

　　中国在周代建立之后，特别是周公摄政的时代，开始实现了礼乐制度的国家化。礼乐制度是早期儒家哲学在国家政治的结果和体现，人说儒家是孔子的创造，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只是对此前渐次形成的儒家哲学的整理和总结，特别是对周公以来儒家思想的总结和阐述。

　　《尚书》就是儒家政治的历史记录，诗三百则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是礼乐制度中的歌诗。一方面竹简可写的难度所要求的精炼，另一方面礼乐制度祭祀祖先所要求的典雅庄重，决定了诗三百的文言文语体。

　　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产物，为何仍然要使用文言而非白话？这在前两个因素基础之上.，就有了另外若干因素：

　　首先是配乐性。中国古代的声乐歌唱，由于汉语的表意性文字特点，决定了声乐歌唱的一字一音。音乐是诗歌的摇篮，音乐的韵律节奏决定了诗歌的韵律节奏，人每次歌唱换气呼吸的有限，决定了歌词的长度的有限，从而决定了古代歌诗每句之内语词的精炼性。这也是诗三百由杂言而定型为四言诗的根本原因。汉魏之后，渐次定型为五言诗。到唐宋时代，才定型为七言、到唐末五代时候才有了九言句式，这些都反映了声乐歌唱逐渐成熟发展的过程。

　　其次，文言文的精炼性，先天地具有优越于白话语体特性。文言文先天具有走向含蓄性、意象性的审美潜质，到了风诗写作的时代，文言文语体的写作，已经具有了较长时间的写作基础，而白话语体刻写的难度、礼仪制度的制约，却从来没有过书写的经验。因此，风诗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就成为了当时必然的选择。

　　其三、中国的文字创造，从汉字的创造到文字、文章、诗歌的创制，都是王室政治文化的产物，甲骨文最早的文字由占卜者刻写，占卜者是中国历史最早的史官，在对占卜结果的刻写记录中，逐渐创造了汉字，占卜者之后，多数由王直接刻写。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候，文章、散文、诗歌才首次出现，当时的摄政者周公和随后的成王，是这些作品的直接写作者。

　　周公之后，召公等重臣是直接的参与者和写作者。一直到后来，诗经中出现有名姓的作者，如尹吉甫、许穆夫人等，无不在当时宫廷的高层。因此，司马迁记载了有关诗三百的作者身份为：诗三百，皆圣贤之所为作也。圣贤者，帝王也，将相也，知识精英也，民间贩夫走卒，何以称之为圣贤？关于诗三百皆为贵族作品，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来证明，可以另论。这个因素也决定了诗三百的文言语体性质。

　　或云，到了魏晋六朝唐宋时代，以上的许多因素都已经有所变化，为何仍然使用文言而非白话？其中的一些原因和刚刚所说的原因是相似的，也有一些原因是新的因素造成的：

　　汉魏六朝，世家贵族制度渐次兴起，世家垄断政治、教育、文化，当然也要垄断一切书写的文体。因此，骈体文兴起。骈体文兴起，虽然是中国文学自身运动的产物，但更为本质的原因，是世家贵族对于政治垄断的需要。由于骈体更为远离白话，更为难于创制，只有经过长时间专业训练的人才有可能掌握这种文体，而一切政治文书、历史记载、诗歌表达，都需要这种文言文，于是，贵族通过了对这种特殊文体的掌控，成功地实现了对当时政治权利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