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规矩不成方圆(路毓贤)

　　中国被誉为诗的国度。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随着民族复兴的目标日益临近，中华传统诗词也愈来愈受到国人的喜爱和研习。各种诗、词、曲、赋组织和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诗词采风和评奖活动层出不穷。然而这种繁荣的表象下，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本文不揣浅陋，仅就中华传统诗人的人文本质和中华诗词的诗韵问题，提出管蠡之见，求教于识者。

　　当前，传统诗坛人数众多，每年创作的新诗数量更是难以计数，但若静心下来认真盘点，到底有多少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究竟有多少可与前贤相比肩的诗词大家？我们不妨翻开中国文学史，以七位极具代表性的诗坛巨擘非凡的生活阅历、人文关怀与学术成就铸成的人文本质为参考，探寻当今诗人应具备的素养与情怀。去国怀乡的三闾大夫屈原，作为“楚辞”的创立者，屈原的作品具有无可争辩的原创性。屈原的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强烈的忧国忧民、呼唤清平美政的思想情愫，亦显露出独步一时的文学才华。正是因为他具有雕龙之才、吐凤之笔，才有了被历代奉为经典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魏武帝曹操，曹操的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更多地表现了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如《蒿里行》、《短歌行》等，诗风激昂慷慨、雄浑悲壮。曹操的诗体裁仍沿用乐府旧题，承传古制而不受束缚、自辟蹊径而淡定沉雄。遣词用字朴实无华，形象鲜明，与内容相得益彰。朴实无华、心平气和的五柳先生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无意识地成就了他的诗文歌赋。他的诗歌多以描写田园风光和自然景色为主，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公认的田园诗宗师，他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平淡自然著称，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情感，情、景、理的交融，构成了完美的画卷。悉心国事、关爱民生的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且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其诗被誉为“诗史”，如实地记录了他亲身所经的社会动荡。他心系民众，以相濡以沫的情感来表达人民渴望社会安定、物质丰盈的大同世界。仅就中国传统诗词的技术层面而言，无可挑剔的杜诗无疑是唐宋以后最为标准的样板。雅俗共赏、老妪能解的白居易。时人以“诗魔”和“诗王”誉之。白居易与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诗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随处是酬唱吟咏之声。元、白体有如金石般穿越历史的生命力，对后世文学影响至深。

　　守望真理、不合时宜的苏轼，文才冠绝古今。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其重大贡献就在于和欧阳修一起探索出一种稳定成熟、深受时人喜爱的散文风格，世称“欧苏体”。苏轼的诗词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苏轼之所以于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取得了千秋咸仰的成就，不但与他秉性耿介、不合时宜，守望真理，热爱生活有着本质上的因果关系，而且与他聪颖的天资、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灵活运用诗律词谱的能力息息相关。赤诚报国、以诗为魂的陆游，少年时代立志投笔从戎、横刀立马、收复河山，以雪国耻，写出了无数热情奔放的爱国诗篇。陆游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作品特别丰富的诗人，仅收入诗集的诗作就有9300多首，其诗气壮语豪、情真意切，充斥着饱满而炽烈的爱国之情，少有怨天尤人的情绪。同时，襟怀广阔、博闻强记、精通律韵也是陆游诗不可忽视的特点。

　　历代前贤诗作浩如烟海，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社会政治地位及修养、不同的体裁及诗风，试以屈原等人为例，作为初步探讨。他们无一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硕儒俊彦，在他们的诗词歌赋中，可清楚地看到他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以文死谏、武死战为荣耀，实现修齐治平的崇高人生价值理念。他们在荣枯显晦、沉浮达微时能保持平和淡定的心境，以豁达与乐观、哀怨与奋争去热爱祖国、保全气节、关注社会、心系民生。这种作诗先做人所形成的人文本质，正是当今诗坛亟待重视的人文标准。

　　中华传统诗词的成就世所公认，其格式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被众多文坛巨擘整理、研究和修订过。特别是北宋平水人刘渊在精研前贤作品与韵律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平水韵”，直到清康熙时期仍被作为国家颁布的韵典——《佩文诗韵》。自此之后，一直沿袭到新中国成立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新体诗异军突起，并逐步成为诗坛的主力，中华传统诗韵的更新也就成了传统诗韵学的课题，随即也就成了坚持使用平水韵者与倡导诗韵改革者相互争鸣的焦点。

　　对于新旧诗韵之争，笔者以为不妨二者并存，诗家各取所需，坚持同一诗集统一化的原则。但对于部分人认为“平水韵”束缚诗家思想的观点，笔者看法却有所不同。有人说中华传统诗尤其近体诗是带着镣铐跳舞，但大凡世间事物，哪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能离开规矩？静下来若仔细思考，人在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规矩与秩序中生活，没有规矩与秩序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不敢想象的，百行如此，正是严明的法纪与行规才保障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可以说有规矩恰恰才会让人知方圆。中国传统的近体诗词的律、谱与中国的法纪一样，是由诞生到逐渐成熟的，法与典是人们生活秩序的底线，律与谱也正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格式底线。法与典与律都是由国家统一颁布，如果各行其欲，必然混乱。法与典与时而进，律与谱亦当如此。但是，中国传统近体诗与词的声与韵自清代官方颁布的《佩文韵府》和《词林正韵》后，一直延续使用到了现在，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诗成了中国诗歌的主流体系，传统的近体诗与词就像中国秦代的篆书进入汉魏以后，其律与韵的更新自然不被官方重视了。今天，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里，随着国人掀起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古潮，传统的近体诗与词也就像历史上乾、嘉学派把周秦篆书作为一门高雅艺术推向殿宇厅堂一样，于是才形成了今天一部分人心驰神往的时髦文学。不管怎样，中国传统近体诗与词有这么多人的喜爱和坚守，无疑是文坛大幸。既然有的人认为传统诗词的诗律词谱成了束缚诗人思想的桎梏，依笔者之见，这些人若想表达自己的兴观群怨，大大可以离开中国传统诗词的套路，使用十分自由的新体诗去表达，这也正合时宜。“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从实质上讲，要写好新自由体诗，也并非那么轻松。因为新自由体诗也有它所讲究的规矩，虽然在句式的字数、音律的平仄、词意的对仗、句尾的韵脚方面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它所讲究的意境和思想内涵比传统诗词的标准要高得多。因此，可以说把新诗要写好，其难度不亚于要写好近体诗与词。大凡通晓中国文学史的人都明白，五四以降，首倡新体自由诗的领袖们，都是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传统诗词方面造诣极深的巨擘，正因为他们有着坚实的传统文化与诗词的基础，才能在新体自由诗领域游刃有余。与此同时，正是传统诗词有格律可依，这才使诗人在锤炼、推敲文字上显示出了非凡的智慧，写出了光照千秋的好诗妙词。对传统诗词的格律如若熟谙，不会不知道传统诗词的格律中也有很大的空间，如：在诗体上有歌、行、古风、乐府等，这些诗体在句式和平仄上要求并不严格，只是在韵脚上颇为讲究。但是许多歌、行、古风常常有一篇多韵，甚至是数句一转韵，如高适的《燕歌行》，此首到了后边又变成了一句一转韵；一篇百韵的雕龙佳构，如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就是法度森严的“近体诗”。在句式的平仄上，前贤们在韵脚是仄声的句子中，为了不伤词性，故将倒数的二三字打调，如王维的《鸟鸣涧》中首句“人闲桂花落”，陆游的《书愤》“细雨春芜上林苑”、“壮心未与年俱老”等；甚至苏东坡有意将七律句式中的第三四字之词和第五六字打调，出现了四连仄、四连平的拗体现象，如他的《寿星院寒碧轩》。有的在韵脚上，首句既可用邻韵或不押韵，如杜牧《清明》的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就使用了邻韵；杜甫《崔氏东山草堂》的首句“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亲”就没押韵。前贤之诗，诸如此类，屡见不鲜。

　　前贤们为什么能在今人认为不好表演的舞台上风景无限？平水韵为什么没有束缚得住任何前贤的思想？这的确应该让我们认真思考，只能说我们除在表达思想、抒发性灵、择优意境、如何定韵上有逊前贤外，于深化学养、锤炼文字、驾驭诗律词谱等方面更须向前贤看齐。总而一言以蔽之，新体自由诗、中华传统诗创新派的新韵诗与中华传统诗坚守派的平水韵诗都是当今诗坛词苑的奇葩瑶草。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既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个性，能创作出具有思想性强、积极向上、意境优美、文字凝练、动人心扉的时代精品更是这个时代千呼万唤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