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遗产(吴亮)

　　《文学的选择》是我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1985年，我的而立之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能出版这本书，确实对我个人作用重大——我指的并不是这本内容凌乱的评论集说出了多少有价值的观点，而是“出书这件事”本身，它迅速改变了我此后的职业道路，因而这本集子的命名也具有了双重涵义——不仅文学是一种选择，作为志业的写作更是一种选择，也许它始于某个稍纵即逝的偶然机会，不过只要机会一旦被抓住，扭转自己的未来命运似乎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与我一起好不容易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熬过来的同代人都非常清楚，在那个极端时期，凡还在坚韧地用自己眼睛观看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的人，只要你不愿意说谎不愿意做驯服工具，就很难从良心出发选择写作为志业，除非你做好了准备随时可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些宁肯选择沉默也不肯放弃独立思想的人一定不是极少数，这些潜在的未来写作者，他们在最为绝望的时刻依然相信这种私下里的阅读与交流必定是有用的和道义上必须的，这些人彼此不认识，他们暗递薪火，他们蓄势待发……而我，仅仅是其中之一。

　　但是就内容而言，几十年过去了，《文学的选择》一直是我不怎么愿意重读的早期作品，我对它的诸多不满，其实已经写在了这本评论集1985年初版的后记中，幸亏我当年就有那么一点点自知之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了我当年的真实表达——我初出茅庐，身为一个普通工人的业余评论写作者，对最早竭诚提携我的已故前辈李子云和周介人理应心怀感激之情，虽少不更事，毕竟也懂得前辈们在文学界几十年历经风云变幻如履薄冰，因此我必须学会妥协，必须同意自己的观点被删改，必须心有不甘地将论述重点转移，必须容忍我的某些定义被削弱被置换，必须无奈地接受我并不喜欢的字词出现在署有我名字的文章中，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从写作到发表过程中的全部故事。

　　《文学的选择》得以再版，对我个人的意义在于纪念那个特别的时代，而不是寻找我个人在当年的思想踪迹。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许多人至今还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梦幻般的转折点，或者比喻为一场中途夭折的有关人道主义的启蒙运动，甚至是一次未遂的历史清算和意识形态清算——我现在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八十年代的重要遗产恰恰在于：你们、我们还有他们，都终于学会用自己的方式说话了，哪怕你们、我们还有他们依然可能被删改，被屏蔽，被置换，这被拉黑的一切词语，其实已经以公然在场的幽灵形态现身，并无所不在。

　　2014.7.4

　　(本文为吴亮《文学的选择》再版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