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屯垦《大风歌》(刘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当兵团历史发展的创世纪时代，始祖开基，荒原草创，新疆在坎土曼的砍凿声中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作家丰收的纪实文学新著《西长城》就是对兵团60年发展史一次纵览式的描述，他以饱满的热情向世界提供了丰盈的生命形态。生命意识———自诞生以来，文学就找到了独特的识别码，中国文化最初就诞生在一个植物生长的环境中，从“华胥氏”的花草图腾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原初启蒙，生命意识始终是文学创作坚强有力的支点。

　　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归根结底是一项文化事业，它所生成的文化模式是本尼迪克特所不曾提及的，也是弗雷泽《金枝》中所不曾有的，它既古老又全新。在这里，叙述就是一切，丰收的《西长城》就是在这种历史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史学性的，因为书中再现了兵团60年来屯垦戍边的历史风貌；同时又是史诗性的，是一曲人性的颂歌，凸现了人的牺牲与创造。真实再现了兵团60年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无论从文学品质，还是从历史价值上考量，它都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

　　《西长城》 是新疆建设兵团60年大庆的重点工程，这一写作背景决定了《西长城》必然有严肃的政治高度，它排除一切私人话语，彰显国家意识，这是题材本身的规约。《西长城》是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作品，洋洋数十万字，既有对兵团60年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又有细致入微的生命书写———对普通兵团人命运的深切关怀。“真正的信仰，一定来自内心深刻的矛盾。”陶峙岳90高龄入党，从封建地主家庭成员转变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戎马一生，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救国、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长期的革命实践使他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他说：“我从实践中确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建国初期，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共产主义信仰就是这样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西长城》开篇就把“铸剑为犁”、“弓中守土”作为理解兵团屯垦大业的切入点，这两种符号相辅相成，构成了对兵团历史的完整性表达，它是兵团人的图腾。《西长城》的叙事从老兵刘来宝身上展开，刘来宝是一位普通的兵团老兵，从战火中走出的一代人，反而更加乐观、平和、朴实。《古道天涯》是对军垦战士的礼赞，是为兵团人树立的一座丰碑，它进一步表明了兵团人渴望和平与发展的迫切愿望，但他们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有“兵”的痕迹。“‘弓’里边护着‘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屯垦戍边。

　　《西长城》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作品中洋溢着豪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慷慨赴国难的英雄气概。兵团人是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集合体，他们把青春留给这一方热土，最后魂归天山，形神与西部大地融为一体。“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造就了西部的“硬汉”形象，堪比燕赵悲歌。翻开 《西长城》，“军令”、“将令”这样充满力感的词汇接二连三扑入眼帘，一声军令，十五团将士驻防和田，一生没有走出塔克拉玛干；　一声军令，兵团战士把北纬44度以北的植棉禁区改造成千里棉海。按照老军垦的说法，国家的需要就是军令，国家的号召就是军令，“军人能不听令吗！”《西长城》 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一曲《正气歌》；《西长城》展开了屯垦戍边的鲜活往事，堪称一部兵团史诗，大气磅礴。

　　《西长城》 的笔调时而舒缓，时而急骤，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家国女人》从多角度展现了兵团女性的人性美，既是回肠荡气的颂歌，又是低回哀婉的挽歌。陶勇目睹了四个姐妹在一周之内相继离世，在叙述这段经历时，作者保持了极大的冷静和克制，大段使用了陶勇的回忆和自述。此时，叙述者的身影完全消隐，呈现的只是事件本身和女兵陶勇的声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放眼大洋彼岸，长发披肩的美国青年正在大肆追星、一心反叛，而中国西部热土上的青年却在艰苦的劳作中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忠诚。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时代，大洋彼岸嬉皮士盛行，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而中国西部的兵团青年正以苦难磨洗铅华。

　　材料的占有决定着作品的高度，兵团屯垦戍边事业是重大的文化事件。作家丰收几十年的创作积累，南下北上，跟踪采访了上千人，留下了大量的采访记录，上至将军，下至百姓，丰收都曾与他们促膝长谈，追忆兵团历史上鲜活生动的一幕幕往事，充满了人间温情。由于材料的充分，《西长城》 可以展开对兵团人内心世界的直接对话，追溯到兵团的历史细节，甚至是兵团人的情感世界。

　　但是材料本身并不能构成对兵团屯垦戍边的完整性表达，《西长城》是一部理性的作品，随着叙事的展开，兵团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哲学问题、个人心理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提出来，这些问题的提出，直接勾勒出兵团人的生存背景和现实处境。国家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土意识，诚如张仲瀚所言：“新疆这么大一片国土，你不来，我也不来，丢给谁？”在《西长城》中，这种意识被不断强化，尤其是在 《诺亚堡》《巴尔鲁克》《格登山下》等篇章中，兵团人“守土有责”的动人事迹，更令读者感慨万分。《西长城》对兵团文化史的描述是建立在丰富的史实材料基础上，离开了史实，兵团文化只能呈现出模糊的面容。但是占有观点比占有材料更为重要，只有保持一定的高度，才能完成对兵团文化纵览式的描述。兵团60年的发展脉络在《西长城》中得到了全面的表达，而这种表达仅仅具有故事讲述者的身份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一个思想者，因为叙事本身并不能构成历史，“没有解释就没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安德鲁·本尼特)

　　(《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 丰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