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虚构叙事与日常经验的关联(傅逸尘)

——海飞小说的写作伦理之一种

　　21世纪初年的中国小说，对故事的迷恋已经由文本层面上升至价值、意义、标准甚至伦理的高度，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旨归；巧合的是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系列演讲中也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说故事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焦虑也许并非虚妄。但故事毕竟只是小说中一个重要元素，就像人物、语言等也是小说中重要的元素一样，如果只强调一点而忽略其余，就很难成为真正优秀的小说。在我看来，当前的中国文学真正缺少的是巴尔扎克式的“全能型”、“思想型”的作家，缺少那种毛茸茸、活生生、充满穿透性和概括力的写作。巴尔扎克的小说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作出了细腻的描摹、精准的概括和极富思想高度的超越。而当下的部分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把握，更遑论对更广阔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整体进行提炼、穿透和概括的能力。将所谓的“好看故事”作为小说创作之圭臬，专攻一点，不计其余，这样的写作伦理之下能诞生“伟大的小说”吗？我觉得颇为可疑。由此我就想到了海飞，他的小说写作显然不是因某个故事而展开，而且他也不依赖故事，他应该是先有人物，对人物的心理、性格及情感的细腻描写与刻画是推动他的小说发展的动力与依据。

　　整体而言，海飞的小说并不执著于历史与战争，更不拘泥于传奇与故事，他属意的是氤氲着烟火气息的日脚，牵念的是纠结于俗世凡情的肉身，探寻的是承载着理想信仰的灵魂。他的笔触小巧而轻盈，游走于混沌时代的边缘处，刻录历史的细节与存在；在日常生活的流态中描摹活色生香却又感伤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历史的轮廓和面影；在或明或暗的战场上检视人性的卑微与高贵，见证理想的坠落与飞扬。海飞的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而狭窄，却因为写出了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和命运流转的悲悯痛感而绽放出了独异的光彩，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进而抵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

　　海飞近期的这一组小说有中篇《麻雀》《捕风者》，亦有长篇《向延安》《回家》，似乎很难单纯地从题材上定义为军事或曰谍战。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隐蔽战线，都并非海飞叙事的重点，人的生活或者说生活中的人才是小说的核心。日常经验围绕着人物铺展开来，小到言谈、穿着、举止、饮食，大到心理、性格、精神、命运，海飞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在战斗，更是在生活。即便战争袭来，改变的是人物命运的走向，不变的是生活本身恒常的逻辑。正如海飞所感慨的：“尽管日军已经完全掌控了这座城市，但是沦陷后的上海仍然有着她沧桑的美丽。精致的呢子大衣，旋转的舞厅，高档的咖啡馆，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欢娱。”或许，海飞自己就像一只幸存于那个漂浮动荡时代的麻雀，栖身在市井瓦肆、寻常巷陌的屋檐上，望着这座沧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敏感和熟悉，使他的目光得以穿透历史迷雾的重重阻隔，绕开谍战剧情的种种诱惑，聚焦于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不管身份多么特殊，任务如何艰巨，处境怎样险恶，他们过的是日脚，度的是辰光。这种对特殊历史背景下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和发现，之于生命、之于历史、之于文学，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关于文学书写的经验，捷克作家克里玛将其分成两大类，即“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从认知角度讲，那些超出我们日常生活规律与节奏的事件与现象因其边缘的相对清晰和发生原因的绝对偶然，而具备了阐释上的自足性和客观性；同时，因为人类的历史意识和思维模式往往都建立在对极端经验的记忆之上，并相应形成了各种价值判断系统，使得对极端经验的叙述具有了丰富的传统甚至理论资源，以至这样的叙述有时会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言说，其意义的表达也便具有了先天优越的条件。《向延安》的开篇，不可谓不偶然。生日当天，那个“固执、热烈并且疯狂地爱上了西洋玩意儿”、甚至有一个洋名叫 “乔治·向”的向伯贤在自家的屋顶被日军的流弹击中，意外身亡，生日瞬间变成了祭日。日军的侵略给中国、给向家都带来了突兀且重大的变故。极端的战争环境下，主人公向金喜的命运倏然改写，从一个迷恋厨艺的青年学生一步步成长为潜伏在敌特内部的英雄，历经了孤岛时期汪伪、军统和中共地下党三方在上海的暗战以及随后的国共内战，见证了风云变幻中向家成员们彼此隐藏闪躲的迥异人生。刻骨的矛盾与至深的爱恋在向金喜被撕裂的人生中缠绕纠结，将“即便把我们撕成碎片，每一片都将写满忠诚”的小说主题演绎得气血飞扬。

　　家族衰朽、亲情成仇、友情悖离、爱情失落、敌后暗战、斗智斗勇，这些经典的故事桥段在《向延安》中俯拾皆是，轮番上演。循着谍战小说的类型化叙事理路看下来，《向延安》几乎可以满足标准读者对这一题材类型的所有想象。然而，一个看上去琳琅满目甚至有些眼花缭乱的故事框架却并非海飞叙事意旨的全部，他要为“好看”的故事增添更加丰沛饱满的生活质感。在兵荒马乱、随时都会有性命之虞的战争境遇中，同学们想的是怎样追寻和实现革命理想，而向金喜偏偏迷恋的是做菜。于是我们就会看到，面筋菠菜汤、冬笋胡萝卜片、五花肉炖油豆腐、大蒜炒牛百叶、醋鱼、酥鱼等等或家常或创新的菜式，就着一壶烫好的黄酒，轻而易举便将故事中的人物不断从革命、暗战的“极端经验”中拉回到吃饭、喝酒、聊天的日常生活轨道中来。而向金喜源源不断从那个蒸腾着烟火气和温润感的灶披间中端将出来的，不是他宛如魔术师般天赋异禀的人生传奇，而是那即便已成孤岛也不曾被战争打断须臾的寻常日脚。

　　事实上，这种对“日常经验”浓墨重彩的正面书写在当下的同类题材小说创作中非常鲜见，而这也正是海飞的小说“标新立异”之所在。长久以来，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已经将狭义的谍战小说甚至广义的战争题材与“日常经验”区隔开来，高速推进的叙事节奏已经不容许人物在与任务、行动、战斗无关的事体上做片刻的停留，而读者获得的阅读快感既是紧张刺激、一气呵成的，但也难免转瞬即逝、失之单调。网络也好，电视也罢，类型化写作对谍战题材的高度垄断，造就了对“极端经验”的过度张扬，其背后隐含的是写作立场和审美趣向的变化。当作家不再敏于用文学的感官去想象、触摸和体味，而是擅长用镜头的语言去切割、过滤和重组，那些包裹着历史信息、留存着生命温度的丝丝缕缕和枝枝蔓蔓，因为不易用视觉符号去捕捉和传达便被从传奇故事的主干上剥离。我所担忧的是，当作家和读者都迷恋于所谓的“极端经验”时，对“日常经验”的忽略和遮蔽是否导致了虚构叙事与现实生活的割裂？读过克里玛、昆德拉，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对文学产生一种朴素的认识，而这种朴素会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看来，我们应该重新建立起这样的观念，即虚构叙事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我们的现实生活需要文学去思考、去揭示、去批判、去提升，我们关心的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应该如植物一般从生活中自然地生长出来。文学当然与想象有关，但想象的动力源自现实的经验，想象本身是无法支撑我们的思考与理性的。当我们尚未将现实的经验处理好，当我们的文学尚未对现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置现实经验于不顾如果不是叙事策略上的失误，就是表明我们思想水平的低下，抑或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

　　海飞的小说将“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融合得自然、恰切，他像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不用铁钉，不用胶水，便可以将传奇故事与现实生活巧妙且不着痕迹地揉合为一体，在榫卯交接之处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细节。这些鲜活生动的细节自然离不开对历史的寻访与研究，更源于作家少年时代的记忆。年少的海飞，拥有许多睡不着的夜晚，他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手持一根捡来的短棍，划着路边的围墙走入上海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他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这些角角落落后来都在他的小说中一一复现。米高梅舞厅、基督教鸿德堂、凯司令咖啡馆、沙逊大厦、大世界游乐场、九星大戏院……《麻雀》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这些海飞记忆中熟悉的“老地方”。因熟悉而亲切，因亲切而敏感，因敏感而多情，绵密的细节如水般流淌，夹杂着种种熨帖心灵的奇异比喻，持续冲刷着苏州河古老而浑浊的河道，泥沙俱下的情感纠葛和人性隐秘，最终在读者的翻捡中重见天日。换句话说，海飞讲述的传奇故事是镶嵌在他对日常经验宽广且厚重的描摹基础之上的，这种生活化的谍战叙事颠覆了我们对于“日常经验”缺失的习焉不察，并且从审美层面重新唤回了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敏感和热情。

　　《回家》可以说是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中的异类，通篇充斥着各方士兵对家的记忆、对家庭生活的想象，和对达成“回家”这一行动的终极渴求。陈岭北在进入战场时，脑子里想起了故乡，暨阳县、枫桥镇、丹桂房村，村子里，有一位叫棉花的寡嫂，村外一条宽阔却极浅的小溪，溪面上波光粼粼，像一万条鱼漂浮在水面上闪动鱼鳞。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回家娶寡嫂过日子。在四明镇戚家祠堂养伤的日子里，无论是黄灿灿、蒋大个子，还是朱大驾、小浦东、蝈蝈等人，都心怀回家的梦想。不仅中国人如此，日军也是如此，香河正男对植子与爱情的幻想，中队长船头正治要回家为妹妹操办婚事，千田薰联队长想念父亲和姐姐……战争将人抛入并囚禁于极端经验的牢笼之中，而人拼尽全力甚至牺牲生命想要回归的正是日常经验所指向的家园。事实上，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间的差异、矛盾与张力构成了小说结构层面的裂隙，处理得不好就容易成为“两张皮”。而海飞用华丽且富于诗性的语言、精妙的比喻、动人的细节以及写景状物、风俗俚语、人物描写有效填补了这重裂隙。

　　从文学史来看，或者仅就阅读经验而论，构成小说叙事主流的其实正是与日常经验叙事相对立的，以重大事件为关照对象的宏大叙事传统。然而社会历史转型期，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这是人们返身于日常生活中寻找恒常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方式；或者从琐细的日常现象中审视传统生命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价值判断的一种突围。前者宛若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神话，后者则是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哲学或者是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正如艺术史学家赫舍尔所说：“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作家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捕风者》中的苏响原本是个只想过寻常日脚的小女人，革命于她而言更像是丈夫留下的遗物，清晰地存在却只是个念想。与其说是残酷的斗争将她锻造成了革命的战士，不如说是对安稳家庭生活的渴望和对寻常日脚的依恋促使她一点点成熟起来，变得坚毅而果决。三段感情、三个丈夫、三个孩子，对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革命者或者女特工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想象，但在小说中，苏响永远是女人的形象大过于革命者的形象。一个女人对情感的执著、对丈夫的忠诚、对孩子的挚爱，都被海飞纤毫毕现地完整记录在案，以此最基础的生存本能来隐喻最高蹈的革命精神。海飞将一个“女特工”的英雄事迹还原为对一个传统女性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的钩沉与复现，说到底体现出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意。

　　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做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表意的焦虑如影随形。与极端经验和意义的天然联系不同，日常生活或日常经验与意义的联系似乎要淡漠得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常态化的。因此，如何处理与提升日常经验着实考验着作家的文学智慧与写作伦理。在海飞的小说中，作为革命者形象存在的主人公都有着各自的职业身份：裁缝、铁匠、理发师、厨师、教师等等诸如此类的行当无不与最平凡、最琐碎、最世俗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海飞抛却了既往“宏大叙事”的伦理理念，放弃了启蒙主义精英写作立场，开始重建虚构叙事与日常经验的关联，从极端状态下崇高壮丽的美学追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诗意找寻；将“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并置，既书写了国家、民族、政党、阶级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血肉横飞的激烈战斗，也描绘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兼顾到了“人生安稳的一面”与“人生飞扬的一面”。

　　呈现微观经验，回归日常诗性。或许这正是海飞在处理谍战或曰战争题材时并不惟一但却“标新立异”的写作伦理。毕竟，高蹈的精神恰恰需要弥漫着烟火气息的日常经验来承载，幽深的灵魂更需要以真实性和现实感为背景才会得以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小说创作更加迫切需要的不是覆盖而是穿透，不是宏大而是精微，不是“故事”而是“生活”。在重建虚构叙事与现实真实的关系的过程中，作家们需要拿出更加深刻、精准且有力的现实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