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秦书》：立足文化批判的乡村社会变迁史(李震)

　　张浩文书写民国18年陕西关中大旱灾的长篇小说《绝秦书》是一部特别的灾难叙事作品。作品将民国18年的大旱灾置于关中农村社会历史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上来叙述，从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层面上同时抵达了叙事的深度和高度，而且从主体立场、叙事策略、艺术精神等方面，融汇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小说的三大主流传统，全面描写了关中农村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

　　灾难与战争是拷问人性的两个最极端的隘口。因此，中外优秀的灾难叙事和战争叙事都会着力于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可能性。《绝秦书》将传说中饥荒年代出现的卖儿鬻女、人吃人的现象，演绎到了杀父烹食的地步，将人性中固有的丑恶推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小说中引娃为了救助心爱的人，以30块大洋出售了自己的生命；周克文为了向龙王祈雨，宁愿拿自己的爱孙做祭品，为了赈济饥民，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并且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将人性的善推向了极致。无论是至善还是至恶，都抵达了人性的极限体验。

　　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根本不同在于历史叙事只是陈述历史事实和结果，而文学叙事则重在叙述某个历史事实发生过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变化。《绝秦书》对至善至恶的叙述，在抵达人性体验极致的同时，也抵达了文学书写的极致。小说将大旱灾放在关中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叙述，对关中社会历史的描写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政治社会，二是乡村民间组织。

　　民国十八年前后的中国政治社会是由军阀争霸、军政合一、社会革命勃兴、全球经济危机构成的。陕西关中集中地浓缩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复杂状况。乡村社会处于一种自治状态，乡村自发的权力结构是在族长、土匪与军阀三足鼎立的统治下形成的。对周家寨来说，权力来自作为族长的周克文、作为土匪的刘寿娃，以及作为军阀的冯玉祥的军政府。而周家寨的百姓则是这三种势力共同统治与盘剥的对象。《绝秦书》非常巧妙地结构了这种权力关系，并演绎了这种权力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刘寿娃曾经是周克文家的长工，后又成为抢劫周家的土匪，最后在与军阀的激战中，他又成为周家的救星，最终为保卫周家而死。军政合一的官府与族长周克文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周克文作为族长和乡绅，成为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纽带，在饥荒发生时既代表百姓为民请命，又代表官府暗中平息民变。周克文的长子周立德在土匪逼迫下离家从军，最终成为族长周克文与军政府的一条纽带，从而加强了族长周克文对百姓和土匪的统治力和威慑力。而在以刘寿娃为代表的土匪和军政府之间，也是一个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层层的复杂关系像一条条绳索捆绑在百姓的身上，成为构成大饥荒的人祸因素。

　　在这一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结构中，小说不仅真实地揭示了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而且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紧迫性，以及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中国在由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从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经济结构本身的阻力，更面临国民素质、社会伦理、思维习惯，乃至文化价值观上的重重障碍。

　　《绝秦书》真正超越其他同类作品的，还有作者的文化视角和对文化冲突的深刻展示。小说描写的周家寨在关中西府一带，这里既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又是作为礼乐文明的发祥地。因此，《绝秦书》描写的关中西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作者着力刻画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周克文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他是农耕文明和礼乐文明两条传统的融合体，是最完整、最完美的中国传统的化身。

　　《绝秦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叙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通过对周克文的塑造，集中展示了以耕读传家为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主流文化；二是通过对民风民俗的描写，展示了作为中国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的传统文化都是周家寨人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则和价值观。周克文既是晚清秀才，饱读经书，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精通耕作之道，合耕读为一体。他以一个乡村族长的身份，全面而执著地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

　　此外，小说对西方文化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条线索：一是周立功的思想和行为；二是大饥荒中教会组织的赈灾行动。周立功从北京读完大学后立志回乡践行乡村改造，继而又兴办工厂，可以说从思想到行为全面代表着西方文化。然而在与以其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势力的斗争中，乡村改造和兴办工厂先后失败，表现出西方文化在当时的处境艰难。小说对基督教组织的传教行为有多处触及，集中的描写是在教会组织赈济饥民的部分。作者虽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主观倾向性，但通过周克文的言行客观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基督教思想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隔膜和对立，即使教会组织赈灾，仍然被周克文认为是在拉拢饥民入教，是一种企图毁灭中国传统礼教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周克文的放赈救灾，除了出于根深蒂固的仁爱和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外，还被赋予了抵制教会组织，与基督教争夺信众，维护儒家礼教的目的。因此，放赈成了一场壮烈的文化战争。

　　20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叙事传统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立足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传统；二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立足于诗性叙事的浪漫主义传统；三是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立足于社会历史变革视角的所谓“史诗“传统。《绝秦书》的叙事是这三种传统的合流。小说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对历史真实的还原是其最基本的写作意图。但同时，作者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立场，在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理性批判。《绝秦书》作为一种灾难叙事，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理性批判。无论是对以周克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是对以周立功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作者的立场都是批判性的。

　　《绝秦书》对乡村自然、对民情风俗、对爱情、对女性及其心理的描写处处溢出诗性的浪漫，诗化的语言俯拾即是，深得废名、沈从文式的灵性。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贾平凹的商州，本来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但在他们笔下变得美丽而富有诗意。《绝秦书》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诗意化的浪漫叙事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毫无隔膜地融为一体，作者对乡村自然的赞美、对以社火为代表的民情风俗的轻松而又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以引娃为代表的女性的礼赞，与其批判立场似乎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反而相得益彰。

　　此外，尽管作者并未局限于社会历史变革的视角，但《绝秦书》确实具有史诗的质地，是以现代理性精神和诗意化的叙事唱出的一部关中乡村历史风云的史诗性的小说。

　　与此同时，《绝秦书》虽然在艺术和思想等方面表现出色，但依然无法回避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小说被命名为《绝秦书》未必恰当。《绝秦书》古已有之，而且还入选《古文观止》，但那是晋国给秦国下的绝交书，而非灭绝之意，与小说《绝秦书》毫不相干。此外，且不说一场大饥荒是不是能绝得了秦，重要的是这个名称远远不能囊括小说的意义指向，反而将小说的意义局限在了一个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指向上，限制和误导了小说的意义指向。

　　第二，周立功的形象未臻于成熟。首先，周立功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显得过于单薄和脆弱。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爆发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程度，绝非一种单薄脆弱的势力。其次，周立功作为现代人，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精神，但缺乏足够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中国的现代意识中人道主义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涵。而周立功除了大年初一到山上的土窑洞去看望引娃这一出戏外，更多地表现得冷漠、残酷，缺乏热情。特别是对引娃的爱的态度，完全不像一个现代人所为。再次，对周立功结局的处置简单草率，缺乏象征意味。作者似乎只意识到了周立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而没有意识到周立功也是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代表者，其最后的结局应该寄托着作者对现代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走向的思考，而不是让其草草赴死。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启蒙与革命是两条并行的道路。启蒙的力量并不脆弱，而且还远没有终止。

　　第三，作者的文化立场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小说中，作者虽然对周家寨延续的传统礼教给予了批判，但也可以看出作者从情感角度对这种文明难以割舍的热爱和认同，而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些叙述却表现出与小说人物周克文立场的混同，或者说作者的主体立场与其叙述对象的文化立场没有充分剥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理性批判构成了干扰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