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识途，犹发少年狂(陈卫平)

《百岁拾忆》 马识途 著 三联书店2014年8月

　　对马识途老的记忆始于近半个世纪前，作为学校图书管理员(从小学二年级直至中学)，读过他的《老三姐》，内容早经忘光，但有趣的作者名字却一直记住了。1978年后，断断续续地读到马老的文字，总是想起当年的欢愉时光：即使在图书馆封门的“文革”中，负责人也是我的语文老师陆正聆先生也让我一人入内看书。

　　一口气读完马老的《百岁拾忆》，放眼窗外已是晚霞满天，心里突然涌现出一行字来——老夫犹发少年狂。

　　少年狂有几重意思：第一，真情犹在，不吐不快。没有装假，没有藏拙。考虑到百年来特别是1949年后的跌宕起伏，这种犹在的真情不仅可贵，而且可敬复可叹。比如对两位妻子(第一位是烈士，第二位在“文革”初期亡故)的描写，有今日难见的清新、通脱，绝无一些文青的矫情做作。比如对地下党群体在1949年以后的浮沉际遇，种种悲剧据实道来，并不回避上上下下的相关人物。再如对于近年来作为“《让子弹飞》原作者”而扬名的遭遇，马老一方面称：“附姜文骥尾，坐着他的‘子弹’飞了起来”，一方面又说：“甚至感到有点可笑也有点可悲，我的文学作品的价值竟要依托一部电影才能实现。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初次出版《夜谭十记》，印数为二十万时，它的文学价值就已经存在了。”这样的态度，童心未泯耶？壮心未已耶？

　　第二，初衷犹在，包容心犹在。《百岁拾忆》通篇无剑拔弩张、气势凌人之态，也无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所谓老来彻悟。比如对身居高位的上司，虽有批评，但是一概围绕时政风云，谈及个人时，不仅表彰其“尽心革命，辛勤工作，比较俭约”，而且大书其妻在“文革”中刚烈的死，笔端带有感情，是文人当行，是浩然之气。

　　第三，批评与自责熔于一炉。《百岁拾忆》中的批评，常为就事论事的具体指摘，初读时感到无甚“高论”，静下心来再想，会觉得是没有大言的放松。书中更多的是自责和自嘲，对已经感到行路难的“文革”前岁月，他也直言自己有“欣然当运动员”的一面。对自己多年来发表的文字，他“不识时务”地直言是“革命”文学。

　　该书的谋局布篇也值得一提。百年之路，长江大河，书中有惊涛拍岸，也有涓涓细流。“老三姐”一节可谓革命回忆录中以真情取胜的佳篇，“锦江风云”一章对地下党生涯的回顾，与近年的谍战文字相比，胜在从实道来，而且有一种少年人才有的武勇、锐气甚至自负。“十年沧桑”一章却是悲怆和反思的奏鸣曲……长寿、赤子之心、勤于思索，三者的结合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这是马识途之幸，也是读者之幸。

　　回望百年来这块大地上的风云翻卷，今人会有许多的感慨，角度不同，识见相异，正常而且必须。当1949年也已过去一个甲子的今天，瞻观文坛，以暴易暴的文字、翻烧饼的思维方式似乎仍在，激烈和愤懑似乎不亚于“武器的批判”。晚清与民国，丰富多彩，但是为何终于走到1949年？还需要更为冷静的思考。曾被埋没、忽略的众多人物和史实已经和正在发掘，细节的增加是否“渐欲迷人眼”？摈却简单粗陋的意图，会不会走向新的简单粗陋？庄子有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怎样才能减少一些非此即彼的激烈思路？

　　有意思的是，马识途老的《百岁拾忆》和他寿届103岁的三哥马士弘的回忆录《百岁追忆》同时刊行。这位三哥当年官拜国军少将，不止一次解救投身革命的马识途。1949年后，则是马识途不止一次地援救这位落难的起义军官。除这两本书，近期还有周锡瑞先生的新著《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和叶维丽的书评《我心目中的叶氏南开五兄弟》，严锋先生回忆父亲的文章《辛丰年其人》(《辛丰年音乐笔记》代序，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都涉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家族命运。其所思所得，不仅在于没有八股气的文字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