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批判性”之辩(陈福民)

　　文学写作坚持自己的批判性，并且进一步建构起写作与社会之间的批判性关系，历来都被认为是一个自明性的问题。在人们的印象里，中国文学格外强调兴观群怨，也有所美刺，所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愤怒出诗人”等等，乃是此种被强调的批判性深入人心的通俗版。

　　文学与社会批判之间的关系，的确是文学功能核心构成的一个部分。但“批判性”不可能单独定义文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无法取代文学表达自身的丰富性。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文学史层面上，都明确反对那种旨在把文学简单地庸俗化为社会批判稿的不良倾向，同时，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样态。例如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在古典文明时期表现出了另外一种风尚，对于《伊利亚特》《奥德赛》直至《诗经》等早期经典而言，人们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文学气质——那时，文学骄傲地颂扬着崇高精神、想象力以及致力于体验一种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美学趣味……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文学自我理解的淳朴与广阔。

　　真正在文学与“批判性”之间建立起严肃关系的时代，大致是从18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末期抵达顶峰。此即众所周知的“批判现实主义”，普鲁东最早将其判断为“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直至在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登堂入室一承大统。迄今为止，这个关系在处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上一直强劲而有效。正是这一点，提示了人们在理解文学的“批判性”上某种必要的历史维度——它并不是一个先验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历史说明性的建构性的问题。在它的对面，曾经矗立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引领它前行的，则是来自于蕴藏在大工业文明生产关系之中的“现代性”力量。

　　按照雅斯贝尔斯及众多哲学家对历史时代的讨论，特别是经由吉登斯、沃伦斯坦等人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讨论，我们约略知道，不同的文明类型与时代结构对于文学理解、表达及建构的影响，是其内部差异性的根据。轴心时代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诗经》等早期经典所显示出的那些非凡气质，较少引入社会结构的分析与参照。而18世纪以后的文学表现，则是沿着一条向社会性抵近的路线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文学对于“社会”的关切尽管不可能取缔，但几乎压倒了所有其他的表达需求。这期间，“现代性”所造成的“断裂”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加之于文学自身的巨大压力，是特别值得予以重视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学被赋予了“批判性”的要求，是可以在“现代性”这一向度上加以确认的。尽管这不会是惟一的向度，但在“批判性”与社会关切之间，表征着社会结构断裂、转型之中现代人群不可逆转的命运感。作为一种合理化的文学进展，它们不仅承担着整体性崩解带来的或者沉重或者轻松的历史境遇，也要承担对于理想社会状况的诸种想象，更要承担种种涣散、零碎和难以名状的美学局面。

　　问题在于，这种与人类表达需求的特殊形式相关、同时又不得不被历史结构裹挟的“批判性”，并不是自明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转型的状态下，此种批判性是特别容易具有合法性和诱惑性的。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当批判性成为一个不需要经过反思便可率尔操觚的文学万能钥匙时，它不仅未能如它所承诺的那样抵达真相，相反，更大的可能是距真相越来越远的一种南辕北辙的努力。

　　文学的批判性在当下所拥有的重要性及合法性，不仅是由被赋予文学自身的人类表达需求所坚持的，也是由社会、历史的现代性转型决定的。因此，对这一点的强调与确认，不仅提示着人们的一般性的文学立场，也提示对一种历史理解能力的拓展与强调，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它还提示着对于文学品质和美学尺度的敏感与捍卫。换言之，如果文学仅仅是沉溺于批判性的合法性而不思进取，不去考量批判性的对象究竟为何物，或者对于写作者作为批判者主体的有限性缺乏足够的认知，那么，文学就有可能演变为表面正义实则空洞的社会批判稿。

　　当下中国文学与18、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自有其异同。在相似的层面上，传统社会遭遇撕裂并向着现代社会转型可能构成了二者的共同气质。如何学会有效地分析、综合、客观呈现社会样貌，以及如何有效理解自己的历史境遇，是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的最初级也是最根本的功课。惟其如此，文学的批判性方可落到实处，不至掉进合法性的盲目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