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书写中国的历史与记忆(王研)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

　　　□中国文学有自己的独特性，它的独特性蕴藏在我们的时空当中，蕴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中国这个社会应该是水墨的，小说也应该是水墨的，既写实又写意，能渲染开来

　　　　□当历史不再是历史、记忆不再完全是个人的记忆，而变成了经验、直觉的时候，才有了文学

　　中国是一块很独特的土地，在这里，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缠绕。每个人的历史与记忆，就是国家、民族的历史与记忆。那么，在这块土地面前，文学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更具体地说，中国文学要如何书写中国的历史与记忆？

　　最近，著名作家贾平凹与文学评论家李敬泽、陈晓明在北京大学进行对谈，试图从作家的创作经验与创作实践出发，为上述问题找到答案。

　　中国作家在面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与记忆时，要以怎样的姿态和心态去书写

　　今年9月，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小说《老生》面世，这是一部以个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的跌宕变迁为主题的作品。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里，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这是贾平凹第一次进行“民间写史”尝试，他希望用中国的方式来记录百年中国史。

　　为什么贾平凹要去做这样一种尝试？他在对谈期间回答一位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时说道：“我考虑自己下一步要写什么的时候，会去想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意义那就用不着写了。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把我所生活的年代、所知道的东西、所要表达的东西更多地写出来，完成我的思路。这也算是一个使命吧。 ”

　　近年来，陈晓明一直在阐述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文学应当表现出中国经验，在这一次对谈中，他再次提出：“中国文学有自己的独特性，它的独特性是蕴藏在我们的时空当中，蕴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的。 ”那么，中国作家在面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与记忆时，要以怎样的姿态和心态去书写？贾平凹酝酿与写作《老生》的过程或许能够成为一种经验。

　　贾平凹出生于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东街村。 3年前，他回了一趟老家。那次的故乡行让他感触良多，回到西安后，他常常闷在书房里，什么都不做，一边吸烟一边回忆自己所知道的100多年。在《老生》的后记中，他追问自己：“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在这样的初衷的驱动下，他提起笔来创作了 《老生》。

　　以文学的方式梳理历史，不仅要观照历史本身，更要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人的微妙关系收入其中

　　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作家喜欢向西方经典寻找经验，并将其形式与精神嫁接到中国的故事当中。这样的做法固然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鲜的面貌，但也造成了另外一种失落。

　　记者从贾平凹的叙述中发现，他的《老生》是一次向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回归。《老生》的创作曾中断三次，贾平凹苦恼着历史如何归于文学。于是，他反复阅读《山海经》，因为“它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放下《山海经》，贾平凹又数次前往秦岭，探访隐于深山之中的人，听他们讲对人世、对自然的感悟与体验。走下秦岭，贾平凹回城后画了一幅 《过山河图》。当他第四次提笔写《老生》时，再没有中断。

　　并且，他用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来推进《老生》中的历史。 《山海经》与《老生》的主体故事灵魂相依：《山海经》一座山一座山地写，真实意图在描绘记录整个中国，其旨在人；《老生》一个村一个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写，无论怎样沧海桑田、流转变化，本质都是一样，是写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人的命运。

　　贾平凹用老生常谈的叙述方式记录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不同于以报告、全纪实为核心的正史，他不仅要讲山海纵横与客观事件，更要讲每一种人群在跌宕历史中的浮沉辗转。

　　在磅礴正史面前显得无限渺小的人的行为，在文学中却能有蚍蜉撼树之势。以文学的方式梳理历史，不仅要观照历史本身，更要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人的微妙关系收入其中。

　　文学应当提供一种源于历史、记忆，但又超越历史、记忆的维度

　　对谈期间，贾平凹提出一个很有意味的观点，他说：“中国这个社会应该是水墨的，小说也应该是水墨的，既写实又写意，能渲染开来。 ”水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从水墨中寻找创作养分，对于作家来说，应当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贾平凹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文学的这种理解或许也是来自于《山海经》的影响。他说，如果按照现在的阅读习惯，恐怕许多人是读不进《山海经》的，“《山海经》的句式非常简单，就是几千年前的中国有一座什么山、山上有什么树，树长得什么样，再过100米又有一座山、山上长的什么树，山上有什么动物……但当你真的读进去之后，就会发觉它特别有意思。 ”

　　贾平凹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对外部世界形成的观念，乃至中国文化的源头都在《山海经》里面。 “我想，《山海经》的作者不可能背着一个行囊、拿着一把尺子去量哪里有一座山，到那里要走多少公里，如果纯粹写这些东西，似乎有问题。 《山海经》写的其实是中国人的观念、思维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世界万物的。 ”

　　李敬泽说，只有当历史不再是历史的时候，只有当记忆不再完全是个人的记忆，而变成了经验、直觉的时候，才有文学。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历史、只有记忆，那不能称之为文学。文学应当提供一种源于历史、记忆，但又超越历史、记忆的维度。这一分析与贾平凹的“水墨”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小的时候总是听我姥姥讲这个村、那个村的事儿，其实她也是在说历史，但是，听在我的耳中就是邻居家的事儿，感觉不到什么历史的印记，历史已经完全变成飘荡在人世间的一个传说。 ”李敬泽说，“当我们回望中国的经典文学，从《庄子》到《山海经》，再到《红楼梦》，它们都那么热烈而又投入地书写着我们人世间所有纷纷扰扰的事，但同时又使我们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大荒之野，是超越这个沉重、喧闹的人世间的，体现了中国人对待历史、记忆的一些根本的精髓的态度。 ”

　　“如果从人文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100年也只是一瞬而已。当我们用这样的视角来观察，会看透很多事情，也就可以实现超越。 ”《老生》的主人公是一个唱师，贾平凹说，唱师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是一个超越了族类、超越了不同的制度、也超越了人和事的人物，“我用他的视角，是有意识地超越着来看100多年的历史进程，希望越过一般的是与否、对与错的观念，看到人生的那种‘大荒’。 ”

　　作家看到历史之重、记忆之重之后，还要有能力在整个艺术创作过程中将“重”转化为“轻”

　　在李敬泽看来，作家用文学的方式来面对历史与记忆，是因为自身对历史、记忆负有一份责任。但是，作家看到历史之重、记忆之重之后，还要有能力在整个艺术创作过程中将“重”转化为“轻”。他说：“所谓‘轻’和‘重’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不是说‘轻’的好、‘重’的不好，而是有‘重’才会碰到地上，有‘轻’才能碰到天上。 ”

　　贾平凹认同李敬泽的观点，同时他也提出：“作为一位作家，笔墨落在纸上的时候就要写得实，但文学不是纯粹的历史，作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要思考如何将历史归化到文学当中。转换的方法有很多种，记忆是其中一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项。 ”

　　贾平凹认为，文学有强大的发现功能，是对社会的一种记录，也可以说文学就是一种记忆。 “对具体的作家来讲，他写的东西基本就是他的记忆。个人的记忆是属于个人的，但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一段历史的记忆。我非常欣赏荣格说过的一句话——‘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表现集体无意识’。这句话让我很震撼。怎么抓住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这就要求作家必须要了解、关注社会，然后才能抓住其中的关键。有了这个意识以后，再去寻找原始具象的东西，把它们写出来，那么，作品也就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