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诞辰忆鲁藜(周骥良)

　　天津解放，我从地下转到地上，不自量力，走进了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正是诗人鲁藜。我未免一怔，他身着军装，斜挂着手枪，这也是诗人？确实是诗人。他见面就熟，说欢迎你来，三人成一组，这回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组长，一将两兵了。

　　创作组开初是个检查组，负责审查电影和话剧。电影最多，库存美国影片近百部，再加上上海与香港的国产片，多得令人吃不消。往往是上午看一部，下午再看一部，晚上还看一部，加上审查时还要有一番议论，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天津有那么多影院等待放映，还有商业性话剧需演出，审查的尺度还是很宽的。剪掉几个镜头，抹去几句言语也就过关了。在审查中，往往也有艺术方面的议论。鲁藜最注重的是开头，开头如果不吸引人，那就很难精彩了。他也很讲究简练，多说多写往往不如少说少写。读他的诗作最能印证他的艺术追求，在洗练上下功夫。

　　紧张的审查工作告一段落了。我外行写戏，写了一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三幕戏。谁能看得上呢？鲁藜还是从头到尾看过了，仿佛一大发现，说从你的出身和学历看，文笔应该充满了文艺腔和学生腔，但从这个剧本看，你的文笔很朴实，也很大众化，找不到洋化的语句，这是最大的特点，最适合写工农兵，你赶快到工农兵当中扎根吧。我很快就到纱厂去了，不是体验生活，而是参加工作组的工作。从他的论点和工作部署来看，他是不折不扣、行走在主旋律中的诗人。

　　鲁藜怎么和胡风见面的，我也够得上是个亲历者。那是天津解放初期，南开大学举办营火会，只有一将两兵的创作组，到那里体验生活，发现参加营火会的有一批从国统区来的民主人士，胡风正是其中的一员。营火会结束，鲁藜和卢甸就去找了胡风，这才从文字之交发展为见面之交。我这新兵没有这个基础，独自回来睡觉了。睡到半夜，被他们回来的脚步吵醒，两个人都很兴奋，还说个没完没了，他们见面很投缘。转天是不是还有聚会，说不清楚了。在我印象中，卢甸对胡风的崇拜是更深一层的。

　　阿英从大连调到天津，主持天津文艺工作。他认为天津文艺的最大特点是戏曲码头，艺人之多竟然超过北京，如何启迪艺人，如何进行戏曲改革，这就成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决定办一个以戏曲改革为中心的文艺小报，名为《星报》。社长兼主编为张颖，但她是兼职，正职是文艺处办公室主任，还要有一个既能办事，又能写稿的人盯摊儿。最初决定由卢甸担任，但他坚决不就，说他是写诗的，不能办小报，也不能写应景文章。鲁藜和我谈，还是那话，从出身和学历看，你去最合适。谢谢他这话，我从此离开创作组，后来创作组发展成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协会经常举办文学沙龙，在反胡风运动中全部陷落，这些事对我来说，都是隔岸观火了。

　　当然耳闻还是不少。最让鲁藜叹气的是，他坏在“左”得要命，也是极力只图自保的夫人身上。胡风从见面以前到见面之后，给鲁藜写了43封信，他全部交出并做了说明。只是说明就行了吗？还要追问，还要检讨。鲁藜不耐烦了，在床边发牢骚，如果这样没完没了，我还回越南，在码头上当劳工去。他的爱人立即做了汇报，诬告他要叛逃。事情严重了，半夜被抓捕，当戴着手铐走出家门时，他笑着说，到处是生活，这也是生活！诗人到哪儿也是诗人。这是他诗化了的性格。

　　时光如逝。多年之后，我又在军粮城农场见到鲁藜。这回可不是隔岸观火了，而是代表天津作家协会，接他回到市区，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了。他当然早从农场领导那里知道了，一副心平如镜的样子，倒是我激动万分了：一间破屋、一张破桌，他用木棍绑在桌腿上，再用一根秤杆斜绑在木棍上，一头吊着两块砖，一头挂着个灯泡，成了他自制的特殊台灯。白天劳动，夜晚写诗。诗人永远是诗人，他没停过笔。

　　鲁藜回到市区，先落户昆仑里，住户为之震动。他不负众望，成立昆仑诗社，培养了一批诗歌爱好者，结识了几位诗友。诗人永远是诗人，他在继续放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年，我去北京开会，恰巧坐在丁玲旁边，她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从天津来的。她急问我到天津看看孙犁，我们多年不见了，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我们负责招待。丁玲不久就来了。除了见孙犁之外，还安排了她应该见却从来没见过的人，先后陪着市文教书记陈冰、市文联主席李霁野去看她。唯独没有安排鲁藜。我误以为他们并不相识，小说家和诗人并不搭调呢。鲁藜又有约在先，说他丢掉的时间太多了，要我尽量不安排他的社会活动，我疏忽了！鲁藜却主动找来，说他一生最佩服的就是丁玲。丁玲的革命活动很艰苦，作品的风格又随时代的发展而先后有极大的不同，有几个人比得了？我这才知道丁玲在鲁藜的心灵里站位好高！立即陪他进了宾馆，请他亲自敲丁玲的房门。为了让两位受了大灾大难的灵魂工程师更倾心吐肺，我最好不做旁听生。现在想来，未免有些遗憾，未能为鲁藜留下更多的史料，供专家学者做参考了。

　　诗人已经远行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匆匆此文，留住一些往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