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巴金

　　作为“纪念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的第一站，“巴金的笑——祁鸣镜头中的巴金摄影展”在海上艺术馆开幕。

　　右图为“西湖永在我心中”——对西湖的感情流淌在文学巨匠的笔端(1994年秋)，中图为九十年代中期在杭州休养。　均蒋迪雯 摄

　　作为“纪念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的第一站，“巴金的笑——祁鸣镜头中的巴金摄影展”在海上艺术馆开幕。

　　刚刚过去的周末，向公众开放两年多的巴金故居创下单日参观人次新高——2180人。

　　在武康路113号的这座小院落里，主人好像从未离去。

　　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月以来，上海文化界推出多项纪念活动：“巴金的笑——祁鸣镜头中的巴金摄影展”、“收获之美”——首届收获论坛及青年作家朗诵会、“巴金的世界”——巴金诞辰纪念展、巴金学术研讨会、“乐读巴金”——宋思衡多媒体音乐会等。

　　在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来，在众多纪念方式中，阅读巴金是最贴近的方式。他说：“我不知道，有那么多荣誉、头衔、议论、评价乃至传说，加在巴金先生的身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拨开迷雾看清他；我也不清楚，今天的一切是否都是巴金先生想要的。所以，多年来，我总是试图把这个人还原到他原初的环境中，去看他的所思所想；同时，也把他放到我们当下的生活环境里，去体味他可能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在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巴金的精神遗产’正是这样的追问。”

　　巴金的家，在当下的意义

　　“我在1948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呵。靳以和蕴珍，经常互相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欢乐。

　　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卖到夜晚12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起吃。”——穆旦

　　搬到人们熟知的武康路113号之前，巴金曾在淮海坊59号住过多年，长篇小说《春》的后半部分、《秋》的全本、《寒夜》的后半部分都是在这幢房子里写的。

　　巴金的家，从那时起便是一个热闹而温馨的文化沙龙。

　　“家要有家的感觉。”周立民说。2011年年末，在巴老去世后安静了6年的武康路113号又重新热闹起来。

　　“无论是布置故居还是举办活动，我们考虑的总是，这是不是符合巴老的心愿。巴老是最尊重读者的。”两年多来，巴金故居对参观者做了详细统计，每年末发放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形成报告，对于读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加以改善。让周立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本以为中老年市民会是参观主力人群，实际上，各年龄阶层分布均匀，年轻人占比不低。

　　“巴金的知名度和老房子的吸引力”，周立民这样分析。“我们长期以来被一种思维困住，总觉得年轻人是要被教育的。但如果能营造一个氛围，形成心灵的交流，让他们跟着哭和笑，不是更好吗？”

　　让周立民有些忧虑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巴金和巴金同辈作家的作品多是知识学习，而不是文学学习。“虽然大家都提倡读巴金的作品，但那种概念化、知识化的阅读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读原著文本的直观感受，也可能还没读就拒绝它了。作家被简化和抽象成了一个符号。年轻人不应该满足于知道他，用别人的想象和结论代替自己的阅读和认知。”

　　“评价巴金，对巴金毫不重要，相反，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倒是更重要，因为，我们总得问一问自己：我究竟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周立民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谈巴金，首先不是想要大家来学习巴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和选择，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大家提供不同的文学参照系，在流行小说、畅销书籍、翻译作品之外不同的参照系。也许有的符合你的精神图景，有的不符合，但只有在眼界开阔，在不同参照系的比较下，才能确认和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处的世界。这也许是巴金那一代作家在当下更大的意义。”

　　每“见”巴金，必有所得

　　“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能随风倒，那是卑鄙、恶劣的行为。既错了，便不要再折磨自己，想起没完。让过去成为过去，让自己清醒些！今后，不再上当。” ——曹禺日记

　　1978年底，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两个青年踩着咯吱咯吱的木楼梯摸了进来。这是恢复高考后复旦中文系的第一届学生，24岁的陈思和、22岁的李辉。

　　“我们一块儿研究巴金吧。”两个青年不经意的约定，事隔36年后被当事人认为是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

　　“对人真诚，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李辉说，这是巴金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做不到，觉得有愧于巴金。”

　　四年本科毕业后，李辉进入新闻圈，陈思和则一直留在学校，但二人都没有离开巴金。围绕巴金，李辉对当时的文化老人群体产生兴趣，开启一系列访谈与写作。“对于历史的叙述要有甘于寂寞的状态，我做一个课题做十几年、几十年不着急，想想巴金光做出版就做了一辈子。”

　　在巴金写给萧乾的信里，要萧乾“深沉一些、沉稳一些”，李辉同样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要求。大一刚进校时，班上年纪偏小的李辉是各种活动的活跃分子，跳舞、演出，样样热衷，大二开始，“我静下来了，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专心读书”。

　　“像巴金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沉吟片刻，李辉更正道，“几乎没有了。”

　　李辉与陈思和跟随贾植芳开始研究巴金的1978年底，正是74岁的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想录》的开始。

　　在李辉看来，《随想录》 开时代风气之先，“当时，大批‘归来者’还在懵懂之中，巴金率先开始写作。他反复强调‘讲真话’，敢于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干预和思考，第一篇写的就是在当时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从人性和文学角度进行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回忆自己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1966年，我还是高一学生，和两个同学相约去上海作协看大字报。作协大厅里，我们在一张张大字报中穿行，似懂非懂。只看到一位老人在默默挂新的，旁人说，‘喏，黑老K！’我就知道了，那是巴金。”

　　劫后归来，巴金从未在文章中抱怨、控诉过个人遭遇，相反，他一再提到自己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从道德角度进行自我解剖，并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在《随想录》中坦言：“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萧乾说：“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的反思以及“讲真话”的精神，影响了一大批同样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和他们的写作。萧乾和季羡林先后做出“尽量讲真话，绝不说假话”的表态。杨绛《干校六记》、季羡林《牛棚杂忆》、萧乾《不带地图的旅行》 等一批文化老人的回忆录在巴金的引领下，为后人留下直面历史的不同角度。

　　“柯灵、黄裳是‘死对头’，萧乾、沈从文闹矛盾，但他们都是巴金的朋友，只有巴金劝说得了他们。形形色色的人围绕在巴金周围，愿意登上巴金的舞台。因为巴金从不搬弄是非，又能敏感地发现每个人的特点，看到好的一面。”李辉说，巴金付出的爱心，感染了很多人，他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更在于他的精神。

　　“武康路113号不仅是巴老居住的地方，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家园。”陈思和说。

　　巴金给予的力量和启示

　　“我第一次读到巴金的作品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是一早去书店门口排队领书票，领到书票以后才能买书，而且每张书票只能买两册书。我买了巴金的《家》，为什么？我少年时期曾经在电影的连环画上读过《家》，读完后我伤心了很长时间。当我读完真正的《家》以后，我再一次感动了。这部作品不仅写下了家庭中成员的个人命运，同时也写下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命运。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一部作品和一个时代的关系。

　　后来我自己写小说了，我也写下了几个家庭的故事。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巴金对我的影响，也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我的影响。……到了八十年代，我又读了巴金的《随想录》，读完后我感慨万千，觉得巴金是我们中国文学的良心。” ——余华

　　在众多纪念巴金的活动中，由巴金先生创办的《收获》杂志选择举办首届收获论坛，把“80后”作家与批评家请到一张圆桌上对话。上世纪80年代，余华、苏童等众多先锋作家从《收货》杂志推出的“先锋文学专号”起步，成为文坛闪亮新星。相隔近30年，《收获》再次推出“青年作家专号”，今年刊发了20位青年作家作品，执行总编程永新说，《收获》编辑部想表明，“我们不仅关心文学的昨天和今天，更关心文学的明天和传承”。

　　“半个世纪前巴金先生创办了《收获》杂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它变成中国文学的品牌。从我分配到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所在地)开始，每年秋天，我们都会买好鲜花、拿着蛋糕给巴老过生日。巴金先生话非常少，带着浓浓的四川乡音，但常常，他的一句话、两句话就给人力量和启示。”程永新回忆：“中国文学经历了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每一个关键时刻，巴金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给予情怀和力量的支持，让后来人深深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许永远也不会改变。”正如余华所说：“你(巴金)用你的长寿，支撑了我们探索的天空。”

　　出生于1984年的甫跃辉是今年在 《收获》发表作品的20位青年作家之一，“我是在中学时代读到《家》、《春》、《秋》的，它们都曾震动过我，让我领略文学的美好，窥见生活的艰辛。‘前方有灯光，路上有泥水’。对‘80后’一代来说，‘讲真话’仍然是有效的。‘讲真话’，不仅要讲出关于他者的真话，还要讲出关于自己的真话。在我看来，后者更难。我们这代人大多很实际，太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有利的，这让我们变得太‘聪明’，即便在小说里，仍然禁不住会粉饰自己。‘讲真话’，谈何容易？”

　　“巴金那代人年轻时面对的困厄不会比我们少，为什么我们给出的是不愿意长大的漫长青春，而他们则是激流勇进？”青年评论家项静说。

　　“我们似乎对坏的一面有敏锐发现，对好却常常忽略。但在人性探索上走得很远的那些作家，始终是两面进行的。人性光谱一直是折叠的，阳面与阴面交错进行，如果想要走得远，我们需要一张很大的光谱和各种知识储备。”青年评论家黄德海说，“看清这个问题的话，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写作，都拥有公心，这才是文学和人生的意义。”

　　“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

　　“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巴金

　　巴金是作家，也是翻译家和出版家，最后一个身份，容易被人们忽略，而他自己，对于编辑工作也总是轻描淡写。

　　“巴金办出版社，他自己总结，就是为读者印几本好书，同时为朋友解决一点生活困难。”周立民说，巴金先后主持过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完全可用地位重大形容。“鲁迅、茅盾、曹禺等一批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里出版的。我统计了一下，光是1953年到1955年，平明出版社就出了11种穆旦的译作。没有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就不会有王小波读到的那个穆旦。”

　　在周立民看来，在巴金那一代文化人身上，“知行合一”的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像习惯于高谈阔论，而巴金那代人是默默做事。”1935年到1949年，巴金在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那样一个命都顾不上的年代，这群书生还在出书，不仅出了，还真能把书发行出去，送到读者手上”。

　　“文学作品总会面临‘过时’的命运，总有它的生命力期限。当年，多少青年看着《家》、《春》、《秋》走出家庭，如今，《家》那样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作品吸引力下降是正常的事，但巴金的书里有青春、有热情，到今天还散发着它的价值和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巴金本身是一个可以用‘伟大’形容的存在，尤其对上海来说非常重要。”李辉说，巴金故居开放两年多有20多万人次参观，这证明了巴金在读者中的威望和读者对巴金有感情。“突出上海文化的特性，巴金是不可替代的人物。除了继续办好巴金故居之外，如果能将巴金的藏品、研究成果和他所影响的人和作品资料都汇集到上海，会是多么精彩。”

　　“应有一个文学馆，这个文学馆不光容纳巴金，也容纳上海其他重要的作家和这座城市的文学历史”，和李辉一样，周立民盼望着巴金文学馆的建立。“巴金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着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未完成性，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这个社会里实在的东西太多，非现实的、非功利的，审美的、精神的东西尤为可贵。哪怕只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走进巴金的世界，会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