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询灾难的另一种叙述方式(申霞艳)

　　每每不在状态时，都是靠期刊帮我将21克重的灵魂拉回这个臭皮囊。刘庆邦的《煤癍》(《作家》杂志2014年第8期)叙述非常灵巧。在“北京保姆”系列之余，刘庆邦再度回到了他熟悉的煤矿，但是他没有以重写重，而是举重若轻。以“煤癍”讲述了矿难对于人的身份的改写和认同。结尾非常特别，主人公以刺青“雄鹰”遮盖矿难留下的煤癍，却仍被另一位矿工出身的油画家认出来了。这一笔既诗意又忧伤。油画家说：“这是画在我脸上的一幅油画，我很喜欢它，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煤癍”已经彻底地改变了矿工，不仅修改了他们的身体，而且渗透到人生深处。“煤癍”长在骨肉里，刺青无法掩饰它。矿工无法摆脱矿难，这是他们的命运，只能随身携带。

　　在刘庆邦探讨现实矿难的叙述方式时，薛忆沩则致力于研究如何讲述历史灾难，他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首发于《花城》2000年第6期，重刊于《作家》杂志2014年第8期)是对旧作进行了重新修改和创造，用作者的话说是为了让自己“在写作上艰苦的努力和卑微的进步有机会再次接受阅读的评判”。我个人喜欢这种光明坦荡。因为在国内出版界，见过很多离奇古怪的“修订本”，以另一个新书名包着旧版本招摇过市，即使不这样，也是现代服装下面一具古旧的躯体。重复、不厌其烦的重复几乎是绝大多数高产作家的通病。没有几个作家有耐心面对自己已经发表、出版过的作品。薛忆沩从国内喧闹的环境中走出去到安静的异域，慢下来，回过头细读自己的作品，依然相当动情，字斟句酌地修饰润色。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值得倡扬。具体到这部“家史”，也贯彻了他一直以来的写作精神，让日常人生进入历史的怀抱。一个不依赖于日常经验的写作者，他的笔最终会曲径通幽地伸向历史的经脉中。抗日、内战、土改……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薛忆沩的作品中，但是，无一不是经过叙述的化妆。纳博科夫曾经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谈道：“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在这个“新天地”里，历史像远山，淡淡的，然而无处不在，人物及其命运才是浓墨重彩的对象。小说以不同的字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楔子，介绍了这份“家史”的由来，这是创造真实感的方式；主体部分为“家史”，“我老外公”曾经留学日本，并与一位穷苦的日本姑娘同居过两年，这位老士大夫由于对祖传土地的依恋而在土改时遭受了极端的酷刑，终至丧命。遭此家变之后，“我外公”隐姓埋名，开始虚构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在谨小慎微中得以安度余生。但是，临终时却将母亲也不知晓的家史告诉了我，于是有了这部动人心魄的小说。薛忆沩能够将一个人的“家史”与民族国家的大历史天衣无缝地结合。政治并不外在于人，而是内化于人。老外公对于土地的信奉和外公对于语言的怀疑让小说的思想升华。“革命往往是通过语言的悖论来完成的……语言的悖论将颠覆绵延了那么多世纪的平静与和谐，那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平静与和谐。革命时代将充满了触及灵魂的动荡，而一切的动荡又都始于语言的悖论，并且将创造出更多的语言悖论。”很多作家谈论过语言，但对语言有如此深刻觉悟的作家并不多，这是语言学专业的荣耀，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也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

　　崇正的《黑镜分身术》(《花城》2014年第3期)是我最近读过的印象较深的作品，有很多“80后”作家所缺乏的文体意识，展示了良好的想象力和责任感。当市场意识形态笼罩文学上空的时候，很多作家愿意在故事的河床上仰泳。的确，故事有自身的魅力，它可以绑架时光，让我们在字面上顺流而下。但青年作家崇正并不满足于此，针对分身无术造成的时代焦虑，叙事者独辟蹊径，以分身术来抵抗那些躁动不安的欲望。随三维空间在我们面前一道展开的是人生的真相。穿越分身叙事的丛林，穿越斑驳陆离的时空，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