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跨越28年的“年代剧”(路艳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1月20日10:24 来源：北京日报 路艳霞

　　多年前，莫言说，小说《红高粱》讲的是他的乡亲们讲述过的民间传奇，还有他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

　　还是多年前，张艺谋说，他太喜欢小说中“四面八方都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他拍《红高粱》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

　　如今，电视剧《红高粱》导演郑晓龙说，现在的观众太难伺候了。

　　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一部《红高粱》跨越了整整28年，谁说这不是一部真正的年代大剧？

　　小说《红高粱》，今天难诞生

　　电视剧《红高粱》本周一在四大卫视落下帷幕，在连续22天60集的热播中，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因此重回书店最显眼的位置。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书也曾经这样风光过。

　　《红高粱》最初于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问世，1987年，包括中篇小说《红高粱》在内的五部中篇串成《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电影改编自《红高粱》，而电视剧则改编自《红高粱家族》。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曾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的设想，背景是韩少功当年提出的‘寻根’口号，莫言要塑造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神话。”朱伟记得，莫言说好《红高粱》书稿要交给《人民文学》发表，但还未面世即遭争抢，曾险些被《十月》杂志拿走，“当时的我真有一种狂妄的不顾一切。”朱伟靠着强硬态度，才重新将书稿要了回来。

　　《红高粱》面世的时候，《莫言的文学共和国》《莫言评传》作者叶开，正在边远的广东省雷州半岛乡村学校里苦苦准备着高考，他不会预料到自己日后会和一个叫莫言的人产生某种交集。

　　“我是198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先看了电影《红高粱》，很装酷地拎着廉价啤酒，粗糙地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才连忙到图书馆期刊室借阅小说的。”叶开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一幕，自嘲了一番。

　　《红高粱》一反原有作品的那种“主旋律”特点，写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传奇，把长期匮乏的生命血性赋予小说。叶开甚至认为，这在一片温良恭俭让的气息中，令人震撼不已，“我不知道小说还可以这么写，跟孙犁《荷花淀》什么的完全大相径庭，野性气息在体内横冲直撞。”

　　电视剧《红高粱》编剧赵冬苓，形容这部小说像是“一声呐喊”。1986年时，赵冬苓还没进影视圈，尚在学写小说。她直言，完全不敢像莫言那样写，因为长期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影响，自己走的是传统路子。“莫言小说两边都不靠，这对我冲击很大。”

　　《红高粱》的诞生依然逢着一个好时代，一个以探索、以新生事物为荣的时代，因此人们对待不同事物抱有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但即便如此，其一反常态的历史态度、人物塑造方式，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在军旅作家内部，更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叶开说：“一些老作家很生气，认为莫言把土匪写得这么好，掩盖了我方的伟大功绩。”

　　叶开说，争议积累到莫言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时，甚至形成了一股强大势力，一份重量级文学杂志组织了好几期批判莫言的文章专辑，导致莫言不得不黯然离开服务了22年的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的一个附属单位“影视创作中心”。

　　时过境迁，即便今天从文学语境来反思那部作品，依然会令叶开兴奋。他认为，《红高粱》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中国文化整体反思的一个典型代表，与之同时或更早的冯骥才的《神鞭》、郑义的《老井》、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等，都在历史反思、文学性回归等方面，一起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自我进化。“从《红高粱》开始，我们看待过去的历史，有了新的视角；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有了一组新的独特的人物形象；而且我们知道小说的叙事不是刻板一块的，作家可以通过特殊的叙述视角和叙事语调，获得崭新的文学趣味。”在叶开看来，在此之前，文学趣味问题还停留在前辈边缘作家如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里，尚不能构成一种趋势。

　　回顾种种，滋味杂陈。叶开曾经设想过，如果《红高粱》放在今天恐又是另一番景象，“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更加保守、更加复杂、更加无序，也更讲求市场的文学形态，如《红高粱》这样的作品，不仅很难诞生，即使诞生了，恐怕招致的压力，还远比当时要大。”

　　别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里汪洋恣肆的嘶吼，剧版《红高粱》并没有重现这一场景。在距今还不算遥远的1988年，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吼叫曾不经意间突然冒出来，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年《红高粱》获得了第三十八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见证了第五代导演的荣光岁月。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美术系主任曹久平曾在电影《红高粱》里担任过副美工，他怀念“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如此大胆直白的歌声，至今还清楚记得，这首歌首先征服的是年轻人，“1988年夏天，我们已经开始做别的电影了，加班到夜里经常听到街上有人突然吼上两嗓子，大概是喝完酒后的宣泄。”

　　“电影是什么气质，摄制组就是什么气质。”曹久平陷入回忆，那个时候大家都住在招待所，没有电视，但激烈讨论天天有。姜文点子特别多，他的戏基本都是采纳他的方案，原剧本被抛在了一边。“在那个时候，张艺谋鼓励不同提法意见，他就是判断、判断，只要是好主意，都会接纳。”青岛演艺集团董事长黄港碰巧在那个时候成了旁观者，他看到，姜文曾到青岛体验生活，天天下海，只为晒出一身黝黑的皮肤。“姜文每天吃得也很简单，常常是罐头、馒头就打发一餐。”

　　编剧芦苇当时和张艺谋、曹久平是同事，都住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大院，芦苇没有参与《红高粱》的拍摄，但《红高粱》制作完成的时候，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第一时间看完了这部片子。“当时有两部电影非常重要，一部是《黄土地》，一部是《红高粱》，它们开创了一个时代。”

　　“艺术家的单纯”——芦苇很看重这几个字眼。他认为张艺谋是那个时代非常单纯的艺术家，大家见面永远是谈艺术、电影，不可能涉及金钱、地位这些东西。“我记得曾经有黄河公司请张艺谋拍电视片，送给他一台电视，可能也就是20英寸左右，把他和巩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他们觉得自己发财了。”芦苇感叹，那个时候，张艺谋、陈凯歌的心理比现在要成熟，比现在还坚定、还稳定，因为除了电影艺术，他们没有别的诉求，“不像现在，在商品社会，人对电影的想法不再单纯。他们过去的身份就是电影导演，但现在他们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们是老板，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利益集团的人。”

　　但电影公映后，招致骂声一片。据芦苇回忆：“《红高粱》和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是不相融的，那时接到的骂信太多了，有写给张艺谋的，也有写给电影厂要求撤片、销毁的。”芦苇笑称，“文革”时代造就的八十年代某些人，俨然以正义的化身在审判《红高粱》，他们认为这个片子侮辱了中国人的形象。“好在厂长吴天明坚决抵制，不予理会。”

　　就在《红高粱》招来骂声的时候，圈内人的赞誉却不绝于耳。远在北京的评论家解玺璋说，“小说《红高粱》的精神意象只有通过电影才表达了出来，这是一种中华民族不屈的形象。”对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来说，那同样是难忘的一段回忆，“《红高粱》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反思中国传统、中国历史，张扬个性，张扬人性，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主题。”他还清楚记得，电影影像风格之强烈，民族感情之浓烈，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轰动。

　　“那是中华民族理想张扬的时代，大家的心气儿可以通过电影、通过歌声体会出来。”现如今，解玺璋还是愿意通过歌声辨识时代的变化，他发现，电视剧《红高粱》颠轿一幕唱的这首歌，同样的曲调，同样的歌词，却再也没有电影里的那种精气神了，“如今仅仅是唱了一首歌而已。”

　　《红高粱》，长到今天也都黄了

　　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红高粱》的生长不断绵延，它“走”过的周遭世界早已发生了巨变。“上世纪八十年代抓‘破鞋’这种事经常发生，而现在绝不会再有了。现在这个时代，社会宽容度很大，人性的自由生长空间也很大。”赵冬苓说。

　　一个月完成剧本大纲，四个月剧本完成，2013年9月开机，2014年1月杀青。这部贴着年度大戏标签的电视剧，创造了神奇的速度，导演郑晓龙、编剧赵冬苓向《红高粱》发出了挑战。

　　挑战过后，让郑晓龙引以为傲的是，这部戏不阴柔、不低沉，是在张扬一种力量。“九儿、余占鳌的那种生命力，是在山东这片大地上土生土长出来的，一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这种生命力得到了升华和张扬。”郑晓龙特别提到这还是一部致敬之作，“比如说野合、颠轿，都是电影比较经典的场面，观众可能别的忘了，但这些场面忘不了，特别是野合。”

　　而对于赵冬苓来说，面对文学、电影两座高峰，她给自己的剧本打了85分。她说，希望剧版《红高粱》和莫言原著的精神气质能保持一致，强悍的精神、强悍的个性，还有对人的欲望和人性的热烈表达。但她也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当代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的，所以我当然会根据我本人的审美需要、观众的审美需要，去重新写人物。”

　　事实上，为了和观众的需求合拍，赵冬苓坦言，她借鉴了《甄嬛传》以及美剧《傲骨贤妻》等热播剧的一些元素。“过去的那种假大空，观众肯定不喜欢，观众喜欢看到符合人之常情的冲突。”也正因为这样，她一出手就把“我奶奶”九儿变成了绝对女主，围绕着她，男女间的爱恨情仇、宅子里的明争暗斗、三言二拍式的高密判案，还有抗战神剧等热播元素来了一次集体大聚会。

　　这部电视剧开播后，全国城市网平均收视率1.72%，最高收视率2.082%，是2009年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但与此同时，各方面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八十年代的红高粱，长到今天，也都黄了。”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毛尖发出了一声叹息。她说，《红高粱》一开头，九儿的娘给卖了，然后娘上吊、祖屋转手，她自己刚跟心上人海誓山盟完，就被土匪花脖子劫上山，转眼又让余占鳌给背走了……“九儿出场时候的命运，两个小时，换了三个男人，完全是《猫和老鼠》的节奏。”那个余占鳌也同样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候是色鬼，有时候是猪头，脑残时脑残，机智时机智，性格之飘忽，跟淘宝店的正价和打折价似的。”

　　赵冬苓一再说时间就是她的生命，但面对观众的种种质疑，她多次耐下性子予以回应。

　　有观众质疑剧情过于拖沓，抗战戏等了许久，迟迟还未现身。赵冬苓回应，“我们希望有充分的空间、笔墨去描写民国社会，不是为写抗战而写抗战，而是要把那个时代表达充分了。”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人物，赵冬苓写了有几十个，这些人物中，她最喜欢朱豪三，因为这个人物寄托了她对那个时代的许多看法。而且她还透露， 剧版里面的大部分人物，都根据现在电视剧观剧的需求，重新捋过一遍。

　　对于有观众质疑《红高粱》更像是“宅斗戏”，赵冬苓反问道：“什么叫宅斗呢？《红楼梦》是不是宅斗？难道把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冲突，都叫作宅斗吗？如果是这样，《红楼梦》就是最大的宅斗，从头到尾都是宅斗。”她说，九儿那么叛逆，遇到淑娴这样一心一意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女性，她们之间必然有冲突，如果不冲突，就不符合戏剧规律。

　　争议和质疑还在继续发酵，但从时代的角度来考量这部剧，也让学者们获得了全新视角。尹鸿认为，剧版仍然包含了《红高粱》小说当中对中国传统人性的某些反思，对情感、爱情的一种渲染，但也没有了当年那种人性解放，对人性文化批判的精神、气魄，“郑晓龙是想把八十年代的文学气息留下来，也想把他这些年的电视创作经验融进去，但这样的作品，还是妥协的产物，是对市场、对观众的妥协。”

　　毛尖的批评很直接，“高粱地野合，在八十年代是用欲望讲精神，到今天，欲望的全部后果就是生育，九儿生下龙凤胎，在大宅院中掀起斗男人斗生育的封建戏码。”她直言，这个电视剧没有一点精气神，甚至连当下中国电视剧最能折腾的爱情主题，都凌乱不堪。

　　延伸

　　《红高粱》救了一个剧团

　　《红高粱》还见证了影响深远的国内文艺院团改制，这在《红高粱》的成长史中无疑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红高粱》救了我们一个剧团。”青岛演艺集团董事长黄港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台舞剧去年7月上演以来，不仅获得“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至今演出132场，还成为青岛歌舞剧院的保留剧目。

　　2011年，吃了一辈子大锅饭的青岛歌舞剧院要转企改制，过去唱堂会的日子从此终结，剧院一众人等的生存成了问题。情急之下，黄港想到排舞剧，他甚至还指望凭它参演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但到底排什么剧目让他头疼。

　　恰在此时，黄港从一位老师那儿得知《红高粱》要排演成秦腔，他愣是说动版权代理人把版权卖给青岛歌舞剧院，莫言口头上也答应了。“我们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合同意识很淡，莫言老师也不是商人，从来就没有谈过钱的问题。”黄港说，合同还没签，舞剧就排上了，这合同是2011年10月才签订的，那时莫言还没获诺贝尔奖。

　　黄港找到了王舸、许锐，这两位年轻导演曾一起合作，排出了四部反响不错的舞剧。许锐说：“我们觉得《红高粱》这个题材不错，其中对生命的张扬，和舞蹈有很贴近的地方。”

　　“生如高粱，死如烈酒”，许锐用八个字概括舞剧的魂魄。他很满意舞剧没有排成抗日神剧，而更多是在表现中国人面对生死存亡时的一种精神、一种生命的力量。“观众对我说，舞剧比电影、小说还要好看，他们一边看一边哭，哭得最厉害地方，是‘我奶奶’的死，乡亲们为她送行。”

　　后记

　　时代之变浸透进《红高粱》

　　采访中，编剧芦苇说到一句话，电影功能有两种：一种是迎合，一种是战胜。他认为电影《红高粱》就是战胜，它让你接受“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观”。而在今天这种迎合的时代，这种品质正在迅速消失，也正因为这样，当年非常有价值的探索显得格外珍贵。

　　曾经有价值的探索，在今天也不可能重演。就像尹鸿所认为的那样，作为小说、电影的《红高粱》，和当时寻根文化、文化反思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也跟当时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相一致。但在今天，这些条件不再具有，文化变得更加消费、更加娱乐。反思文化、寻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屏蔽了。

　　不同时代的《红高粱》都会有争议，此争议非彼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时期，小说、电影《红高粱》都代表了文化价值观的冲突。而在今天，电视剧《红高粱》变成了消费趣味的冲突。在消费文化日益浓厚的时代，人们对像寻根文化、民族形象这样宏大、严肃的问题不再关心，大部分人更多关心自己的快乐，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关注鸡毛蒜皮的事，变得越来越八卦——你会经常听到或看到：有人不喜欢九儿声音沙哑，有人却喜欢她小眼神一翻一转；有人会纠结于九儿怎么就没嫁给余占鳌呢；有的却为玉郎和恋儿死得太容易，觉得不解恨……

　　眼见这样的变化，解玺璋却说是个必然的结果。他相信，日子越过越富裕之后，人就少有激烈、昂扬的精神了，“曾经的激昂不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幸福生活吗？居家过日子不就是求个平平安安吗？不就是大家扯扯闲篇吗？我们总不能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吧，也要有小桥流水人家。”他说，现代性的追求，追求到最后恰恰就是这种东西。但问题在于，这一切，文化精英又很难接受。

　　时代之变浸透进《红高粱》，但有一点却从未改变过。叶开说，“土匪”猛汉子余占鳌和“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烈女子九儿的疯狂爱情故事，比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平庸乏味的生活现实，更有冲击力。

　　▲电影《红高粱》海报

　　▼图书《红高粱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