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领我“音乐入门”(尤俊意)

　　我知道丰子恺先生是从他的《音乐入门》开始的。其时(1952～1954年)我正在家乡的初级中学学习，由于家庭熏陶，打小喜欢音乐，诸如简谱、五线谱、视唱、器乐、声乐、指挥、作曲等等什么都想学。虽然穷，我还是千方百计买了很多音乐书籍，而买的第一本乐理著作，就是丰子恺先生编写的《音乐入门》，记得是上海万叶出版社的繁写汉字版本。那个时候我只认他为音乐家，并不知他是美术家，更无从知晓他与李叔同之间的那种情同父子的特殊师生关系。后来在美术课上感到美术老师的板书很好玩，拙中藏巧，幼稚之中见老辣，有点不解。及长，才知道那是美术老师学的丰子恺先生的书法和画法。再后来才知道丰先生除了是位著名的美术家、散文家、文学家与翻译家，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

　　可惜我的所有音乐藏书因为“文革”抄家而被一掠而空。后来回老家遇见老同学，他们告诉我曾在哪里哪里看到过有我买后签名或盖章的一些书，我一听，有些书的主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我中小学的同学呢。很想要回来，但转而一想，算了吧，自己早已放弃报考音乐学院附中，改读普通高中，考了大学法律系，搞法学专业了；再者，这些书籍对别人传播音乐知识、陶冶性情人格有好处，就也是发挥了“书籍的进步阶梯”(高尔基语意)的作用了，我自然是乐观其成。

　　不过，许多人只识得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而忽略了其音乐贡献，这一点让我颇为耿耿于怀。须知，丰先生1914年16岁入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夏丏尊先生研习的是音乐、美术和文学；1919年21岁毕业后发起“中华美育会”，创办“美育”杂志，应该包含音乐美术；还与友人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也包括了音乐教育；1921年23岁赴日作短期考察，学习的是音乐、绘画和外语。尽管1943年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美术方面，开始专事绘画与写作，但始终没有放弃音乐研究与翻译。在他诸多著作(据统计有180多部)中，就有包括《音乐入门》的许多音乐著作。以至于他的子女们中也有人继承性地从事了与音乐有关的事业，次子丰元草就曾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

　　为了进一步了解丰先生的音乐成就，我日前还拜访了丰先生的后人丰一吟女士。她是丰先生的幼女，在六个(或曰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丰女士曾经在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后来调入上海市文史馆。我是通过著名文学家孔另境后人、我院文学所孔海珠女士的绍介得以认识丰一吟先生的。那天，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不仅大方地让我翻阅她所收藏的音乐书籍，看到我如饥似渴地抄写着有关材料，主要是每本书的前言后语与出版说明的资料时，又主动提出帮我复印，使我非常感动。我把几十年积压在心里的疑问一一向她发问，她始终微笑着为我释惑解疑，带着杭嘉湖一带口音的普通话，温和从容。她虽然年过八旬，但依然身材挺括，皮肤白皙，神清气爽，要言不烦，从容不迫。客厅正中靠墙有一排书架，专门陈列丰子恺先生的遗作。文学的，美术的，漫画的，翻译的，琳琅满目。相对而言，音乐方面并不多，版本也不全，旧版本更少之又少。她见我有所疑惑，就补充说自己因为是研究文学的，不大关注音乐方面的事。不过，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文革”抄家、焚书的缘故吧，像我这样的凡人，不也难逃厄运、千书散尽吗？

　　据我综合丰一吟女士提供的资料，丰子恺先生的音乐著作，在解放前出版印行的有以下几种：192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的《音乐的常识》，1926年上海开明书店的《音乐入门》，1929年的和1931年的《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亚东)，1930年的《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开明)，1934年的《开明音乐讲义》，1949年的《音乐知识十八讲》(万叶)。解放初有上海新音乐出版社、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万叶出版社的各种版本的上述著作。新世纪以来，更有2000～200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音乐著作，包括《少年美术音乐故事》，《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音乐知识十八讲》，《音乐入门》，《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两本关于大音乐家的故事一共介绍了以下13位近现代国外著名音乐家及其名曲：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门德尔松，舒伯特，舒曼，肖邦，柏辽兹，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理查·斯特劳斯，德彪西。另有2006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音乐和美术故事》。

　　根据网络上的信息，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丰子恺谈音乐——跟丰子恺一起听音乐》。同年，台北三言社出版了张文心编的《丰子恺音乐讲堂：音乐欣赏入门的二十八堂课》；2008年还有脸谱出版、贺绿汀作序、贺元元审校、标明丰子恺著的同名著作。“讲堂”一书系取材、节录于丰子恺先生的126篇音乐与文学作品之津要。

　　在上述诸多音乐著作中，《音乐入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与作用。它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是音乐之门(音的历时、质量与表情)；中编是乐谱的读法(谱表、音符、拍子、音阶、音程、记号及术语)；下编是唱歌演奏法入门(唱歌入门，钢琴、小提琴与口琴入门)。该著作原为丰子恺先生在上海立达学院讲授音乐时的讲义，自1926年初版至1948年已经出了24版；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北京、上海两地音乐出版社一版再版，195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又出了经过丰子恺先生亲手修订过的新版本。200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经过杨子耘先生校订的版本。这还不算港澳台出的版本呢。一本普及性的音乐启蒙教育著作如此多次、反复、长期地得以出版，说明其音乐价值之高、教育功能之强、受众面之广和历时性之久长，经受住了时间与空间的考验。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因为阅读了这本入门之书而懂得了音乐、爱上了音乐甚至走上了从事音乐专业的道路，难怪香港有评论认为这是“最好之一本音乐入门书籍”。也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虽然未能如愿登上音乐殿堂，却已终身同音乐结下不解之缘。就我后来从事的法学理论专业而言，其实，乐理与法理之间，颇有共通之处，它们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不过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