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劫中一段因缘(陈利辉)

　　它是地学名著，又是校勘名作，更凝聚了一段师生之缘，承载着赓续不断的学术薪火——赵万里过录本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80余年间，历经辗转，而今，静静地栖息于赵家庭院。中华书局文献影印中心几经征访，于今春觅得此本。

　　今年3月，春寒料峭时节，徐蜀老师带我到赵万里哲嗣赵深先生家中拜访。耄耋之年的赵先生及其夫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拿出了《水经注笺》原书给我们看。此书四十卷，明朱谋公式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长庚刻本。朱谋公式(1564—1624)，明宁献王朱权七世孙。此书因其著者的皇族身份，简称朱笺本或朱王孙本。两函，每函八册。卷首钤“赵万里印”“张劲先印”白文方印；书末有王国维手跋，钤“王国维”白文方印、“观堂”白文长方印。天头、地脚、行间均为赵万里以朱、墨笔过录的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透过那斑驳的书页、工整的字迹，不由思接往昔，感慨怀之。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号礼堂，晚年更号观堂，又号永观，海宁县人，中国现代新学术的开拓者，在哲学、文学、金石文字、历史考古等领域均有深厚造诣。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国维一生手校手批书达190多种，为毕生精力所倾注，而所校各书中，又以《水经注》用力最勤。1923年，王国维应逊帝溥仪之召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之后，在文物荟萃的京师看到了《水经注》多种古本，因此，他所批校的《水经注笺》汇聚了他对当时传世郦书旧本之校勘成果，既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有立足于校勘基础上对文本、义理的推敲琢磨，对于《水经注》一书之整理、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是王国维的门人兼同乡，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

　　赵万里于书肆购得同版本朱笺之后，自1926年冬，用了数月时间，将恩师批校的《水经注笺》过录了一遍。据赵深先生讲，他母亲的字也是极好的，此书因刻本部分有所残损，所以存在一些抄配的书页，这其中可能有他母亲抄的，但他已失明多年，无可辨认。无怪乎此书卷首亦钤有“张劲先印”白文方印。书末有王国维手跋，称道此事云：“……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见余有此校，乃觅购朱王孙本照临一过，并属识其颠末。……忆初校此书时，距今才六阅寒暑，而人事之盛衰、交游之存亡、聚散书籍之流转，已不胜今昔之感。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也。”

　　王国维在这年五月初三溘然长逝，故这篇跋文的撰写距其自沉仅数月之遥。国事日蹙，干戈扰攘，亲友零落，旧齿凋丧。跋中寥寥数语，反映出王国维暮年经历世变后悲凉黯淡的心绪。王国维一生嗜书，逝世前夕，尝语人曰：“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因此，从“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一句，可以想见，赵万里为其校本留此副墨，或为其逝前稍觉慰藉的一件事情。

　　赵深谈到，他的祖父与王国维相识，其父与王国维结为师徒关系是有渊源的；又说到当年磕头拜师之类的细节。最后还找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王国维去世前不久的，相框右下角有“天津租界永乐”字样；一张是赵万里1926年的，正好是开始过录《水经注笺》的那年，我们将其放到书的前面，以契合本书内容。

　　赵万里过录本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为赵家藏本。此书饱含了两位文化名人深厚的师生情谊，承载着两位学术巨匠默契的治学志趣，历经兵燹、动荡完好保存至今，着实不易。赵深说，“文革”时期，他父亲的藏书失落甚多，此为其中之一。赵万里外甥冯象《信与忘》中《其志甚壮，其言甚哀》一文道出了此中情愫，引如下，亦以之收束本文：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文革后平反，归还抄家物品，北图来人说，希望捐献其中十九种古籍。大舅看了清单，表示同意，但唯有一件一定要归还。那是他当年在清华研究院所临观堂亲校的明刻《水经注笺》(朱王孙本)，书末有观堂的长跋并两方钤印，乃是恩师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