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下心来 深耕生活 铸造佳作(艾斐)

有了房间，不等于就有了作品。文/任大戈 漫画/王凤桐

　　选自《文学自由谈》杂志2010年第六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文艺寄予厚望，指明方向，提出要求。那么，怎样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尽快袪除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现象，彻底解决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并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激情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刚健而艺术地彰显信仰之美与崇高之美呢？

　　一个最为紧迫、急切的问题，就是必须静下来、“沉”下去，深入改革前沿，扎根群众生活，彻底摆脱功利与浮躁之心的羁绊，真正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置身改革前沿，感受时代脉动，聆听大地足音，体悟百姓情怀，全身心地迎着时代韵律而直抵生活的内质与底蕴。

　　一

　　优秀文艺作品的产生需要许多条件，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创作主体必须心中有人民，脚下有生活，笔墨中充满真情实感，声韵中高扬时代精神，诚如习总书记所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静下心来，克服浮躁心理，摒弃功利欲望，全身心地走向时代前沿和深入生活底层。只有这样，才可望创作出触摸时代主脉和深得大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来。否则，如若只在时代大潮的边沿和生活洪流的表面浮光掠影、浅探轻捞，那就永远也无法撷获时代的魂魄与生活的本质，当然就更无法深耕人性的内蕴和探赜心灵的奥秘了。

　　人民和生活对于创作来说，永远都是第一性的。任何其他艺术要素，都只有在这一大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和彰显价值。如若这个大前提不存在了，那就会使任何新颖的形式、新奇的想象、优美的语言和华丽的辞藻都统统失却光彩乃至变得毫无审美价值。曾几何时，这种现象竟在不意之间袭扰着文坛，致使拓模子、炒冷饭、追时髦、玩技巧之风渐次盛行，从而造成了许多缺乏思想的平庸之作、媚俗之作和所谓的“唯形式”与“纯艺术”之作广为流传。习总书记所说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近年来，如果只从数量上看，创作果真是丰收了，但是精品如许？佳作几何？这显然与庞大的数量不成比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数量与质量的明显落差呢？问题就出在疏离人民与缺乏生活这样两个关键环节上。而造成此种虚脱现象的重要原因和典型表现，则主要在于浮躁情绪太盛、功利欲望太强，并由此而导致了远离生活与人民的作品频有所现。文艺创作是一种极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精神劳动，它不仅需要思想引导和智能支撑，而且更要有美好的情愫与饱满的生活始终融贯其中，与之结伴而行，成为提掖和驱进创作的原动力。即使在这一切条件均充分具备之后，韧劲和耐力也仍旧不可或缺。因为无论对生活的体验和认知，抑或对艺术的把控与磨炼，都需要有一定的功力和时间来保证。只有久久为功，才能铸成佳作。丹尼尔·平克在《驱动力》一书中指出，每个人都有两种思考方式，一是功利的，它诱导人不择手段地去追求短期利益。二是无私的，在使用这种思考方式时，人自会有意识地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作为文艺家，自然应当选择第二种思考方式。因为文艺的最高旨向和最终功能，在于通过艺术感染和思想教化而向社会传递真善美，并以审美为媒介而引导人们崇尚正义，追求真理，走向进步与光明。

　　许多成功的文艺家，是这样走过来的。从《离骚》《史记》《红楼梦》，到《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老人与海》等，它们之所以会成为名作并得以传世，其核心密码就在于它们的创作动机和成书过程，完全与功利思想不搭界，更没有被浮躁和焦虑之心所俘虏。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鲁迅，就在于他的全部创作都在于“为人生”并“改造这人生”。举凡获得诺奖的作家，大抵都会对自己的获奖感到突兀和惊异，因为他们原本进行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并不都是为了去冲诺奖，而只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对自己的生活感受加以艺术化的表达。像2013年度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不就是一个带孩子、做家务的家庭主妇么！她36岁时才出版了第一本书，且常常是一边洗衣、做饭，一边寻找空隙写作。冥冥之中，似乎“无心插柳柳成荫”倒成了一个文艺创作的潜规则。探其奥妙，无非是功利心太强，必然会急于求成。而一旦急于求成，则又必然会产生浮躁情绪和焦虑心理。无奈创作过程一旦被浮躁和焦虑所控制，其创作者当然就无心升华思想、无意深入生活、无力探寻艺术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势必要造成精神的枯萎与创作的衰败。

　　二

　　静下心来，“沉”入底层，深耕时代大潮，精益求精地进行创作，是铸成精品佳作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改变以往的思维方式，必须从价值观上找到真症候，并予以彻底诊治。价值观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最终体现与直接表露，不同的价值观自会有不同的索取目标和追慕方向，并天然地决定着与之相应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方式。

　　为什么会心静不下来？又为什么会身“沉”不下去？表面上看是浮躁，而根源却是由于功利心的膨化与炙烤。所以，要厘清和解决这个问题，就首先必须厘清和解决为什么创作和为什么人创作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恰切，就势必要对创作构成最为直接的消极影响，并会导致在文艺方向上误入歧途。历史是现实的镜鉴，一部长长的文艺史所诉之于世的一个至理，就是沉静生哲思，精构出佳品。正因为曹雪芹有过“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经历，才会促成《红楼梦》的熠然问世。而列夫·托尔斯泰则坦言，《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不仅耗去了他数年时间，而且也几乎熬尽了他生命的储藏。创作的法则与艺术的规律表明：只有深入，才能烛知；只有深耕，才能透辟；只有深切，才能感人；只有深刻，才能济世。如果屈原、司马迁、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们都是冲着名利而空写生活，那就断然不会有《离骚》《史记》《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的问世。唯有作品自身，才是文艺家的立身之本与责任所在，而只有醒世之作和经世之作，才能赋予文艺家以崇高的价值与永恒的意义。

　　任何文艺，皆当以反映生活和表现时代为己任。所以，生活与时代便是文艺的终极对象和根本源流。一旦脱离生活与时代的哺养和泽惠，文艺定当会归于枯萎。事实上，离开生活之“质”与时代之“魂”，文艺连表现的对象都没有了，它又怎么能丰满地存在、鲜活地生长呢？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创作，也就只能是凭空杜撰和低俗游走了，其无非是杯水风波与小资情调之类，或者徒然玩弄形式和追赶时髦、挟“洋”袭“旧”与争“奇”骛“怪”。这样“秀”出来的所谓“作品”，即使数量再多，又有何益？又堪何用？歌德强调：在创作中，“要是只能表达自己那一点点主观感情，他是不配称为诗人的；只有当他能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时候，他才是个诗人”。那么，隐蔽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何有？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何在？它们就在时代的前沿，就在生活的深处，就在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之中。

　　之所以要强调静下心来，深耕生活，就是要求文艺家心无旁骛，专注创作，不被俗务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以“小我”取代“大我”，不用矫情掩盖真情。而是站在思想高处，直面时代大潮；打开心灵锁钥，释怀大众情愫；点亮精神之火，投向生活底层；拓展审美视阈，凝铸艺术佳作。只有这样，创作才能应美学法则而动，契艺术规律而行，从而真正进入恢宏而有致的创作状态。否则，一旦被名缰利锁所箍制，就会心猿意马，想入非非，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能有心思、有精力、有时间去深入生活，淬炼艺术，进行精益求精的创作呢？所以，静下心来虽是一种创作情态，但也是一种创作常态。没有这个前提条件，那就一切宏旨都会落空，全部律动都要凝固，还谈什么佳作呢？

　　静下心来，深入生活，精益求精地进行创作，虽是一种情态，却有着深邃的内蕴和崇高的境界，人民性、事业心、顽强意志、进取精神等尽在其中，这是每一个无畏而有为的文艺家必备的品格。不如此，就不可能有佳作问世。在中国，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都是屡有佳作传世的大家。何以然？其秘密就在于他们都有一个放着现成的官不当、城不住、钱不要，而一头扎在农村的土屋里，过着与乡亲们一口锅里搅稀稠的原生态式的“土”生活。这才是《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成功的秘诀。同样，在《白鹿原》《尘埃落定》《笨花》等作品的背后，也同样一如既往地凝结着作者静下心来，深耕生活，精心创作的劳碌。

　　由此足见，习总书记号召文艺工作者“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不仅切中了文艺创作的实际，而且揭示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袪除急功近利之心，遏制浮躁焦虑情绪，炽化人民大众情怀，进入最佳创作状态；才能跻身时代前沿，走进社会中枢，深耕生活底蕴，淬炼精品佳构。

　　(作者为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