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书写外省人的心灵史(冉正万)

　　几年前，我和吴君有过一次很长的对话。我们就写作本身不设边际的探讨，驱散了写作带来的孤独与惊惶。对写作之外、作品的存在乱谈各自看法，使我感到了些许希望。这份希望是吴君的清醒带给我的。她的清醒让我至今难忘。当时，每天要看十几万字来稿，不时还翻阅到手的文学期刊，对整个中国的文学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对那种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同质化写作感到很厌烦。吴君说，必须想好自己应该怎么写，不要去管其他，无论是做刊物还是写作，需要坚持到极致。现在，焦虑和不满荡然无存，我完全理解了作品的命数和作者的命运，并且坚定地认为，坚持不一定能在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坚持注定销声匿迹。这些观念和吴君的清醒不无关系。

　　吴君的清醒在她的作品中，是以呈现此在的精彩和无奈呈现出来的。

　　在那次对话不久，我编了她的短篇《花朵》，中篇《岗厦》以及后来的中篇小说《樟木头》。《樟木头》写的是两个女人为了获得深圳户口，遭受的屈辱和磨难。因为她们被看守所羁押过，她们的种种努力成了看得见目标，却始终难以到达、陷入越来越无助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从外表看不出来，尴尬程度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甚至，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她们自己知道的，仅仅是不时涌上心头的烦恼。真正的尴尬其实时时刻刻在等着她们，给她们不致命但无比冰凉的一击。这冰凉的一击让读者感同身受。当然，这样的书写未免太过粗粝太过原始也太过不优雅。然而吴君的选择是令人钦佩的，她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此在对个人而言是残酷的，具体的，并且是不便说出来的。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这不便与人道出的七八九，正是小说面对的此在，也是小说为读者呈现的确凿证据，是我们不愿经受却不得不经受的痛苦和遭际。此在既是作家个人的，又是人类共同的，是作家的感受与感知，也是生活的本质属性。这些感受只有写成小说，才能够透彻地展示此在的残酷和魅力。

　　后来又读了她的小说《十二条》，我是在出差途中读到这部小说的，读完后我写了这样的话：小说闪烁着阴柔的光芒，这光芒照见了我们不便说出却时刻背负着的可怜巴巴的进取心。小说中的曹丹丹和江艳萍，她们都有着不屈的生命力，一方面，他们努力地活着，与此同时，却总是希望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外人面前是不足道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更可怕的是，她们希望这种价值既属于自己，又能展现在身体之外。作品在浓缩并剔除了大量的材料后实现了小说的内在张力。在诉诸于生命直觉中，同时能看到作者如何理性地看待生活，把曹丹丹和江艳萍的困境放到社会生活中去追问，而不仅仅限于她们的性格，这就实现了小说大于文本的意图。

　　《花朵》《岗厦》《十二条》《樟木头》这些小说都有着内在的衔接关系。这就是此在的看似无关紧要，却在暗中露出獠牙，不时给你一点难受，再用滑腻腻的舌头舔舔，让你既痒又痛，还不能吱声。吴君呈现的此在与其说是精彩的，不如说是精准的。她能在精彩中拎起一张简洁的生活交通图，让人看到，每条道路都通到了交通图之外，而实际上，我们永远在交通图之内。我们在这些交叉的道路上暴走，挥汗如雨，还以为这就是人生。吴君在与李云雷的对话中说，作家应该是社会的痛感神经。她早就领悟到，社会发展在弱者眼里有如过山车，有失控的感觉。现在，恐怕不仅仅在弱者的眼里才有失控感，而是在所有人眼里，失控感越来越强烈。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见燕归来。“说不清楚，很难说，没办法，谁知道，有可能”等短语，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

　　吴君不可能停止在对此在的呈现上。“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话一般人都知道，只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吴君在她的创作中，一直在追索，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其中的奥秘，在哲学和宗教那里早就说清楚了。但哲学家和虔诚的教徒只能告诉我们，这是人类和个人自身的命运，是因果与轮回，却不能告诉我们面对具体的事情如何选择。哲学家不能解决陈娟娟和方小红的户口问题，也不能解除曹丹丹和江艳萍内心的焦急。法师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的境界，相信没有人不心生欢喜，不心生向往，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谁呢。民间有句大白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的困境。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小说家才有事可做，并且永远做不完。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遭遇的尴尬却各个不同。有些尴尬会危及性命，至死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尴尬。这是多么尴尬的事情！

　　不过，作家一直是努力向哲学和宗教靠拢的人。吴君呈现的此在是给读者的，对为什么的追索是留给自己的。这或许是她写作最持久的源泉，也是今后最大的动力。追索的过程即是修行。我们可以把宗教的所有教义理解成哲学，却无法把哲学当成宗教。那么，写作者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写作看到自己的神。吴君有没有看到呢？在下不敢妄语。以她的清醒一直坚持下去，肯定会见到。在小说创作上，吴君清醒而又敏感，执著而又矜持，她的神早晚会在她的面前驻足。

　　写作本文的初稿时，笔者正在川藏线上自驾游，因为部队的朋友关照，沿途吃住在兵站。兵站设施极其简单，大部分招待所只有桌子，没有凳子，有些兵站甚至连桌子也没有。即便门上挂的是“首长室”，里面除了床，也最多还有一个洗脸架。我是蹲在地上，像战地记者一样开始写这篇小稿的。愿意这样做，也是因为欣赏吴君的追索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