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哲学与文学之间(董外平)

——读杨经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

　　自古以来，文学与哲学常常紧密相连，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备哲学的深度，形而上的哲学常常以文学为载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特、加缪、波伏娃直接将存在主义哲学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并且形成一种以哲学命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既是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在存在主义文学中，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为跨文学与哲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存在主义文学”概念的合法性无需再论证，问题的核心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合法性。“存在主义”与“文学”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关联才能被称为“存在主义文学”，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存在主义文学，但那些未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却具有某些存在主义内涵的作品算不算呢？这是杨经建的论著《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一开始就面对的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研究的合法性就岌岌可危。杨经建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他专门写了《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2011年出版)这本书，论证为什么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的文艺思潮。合法性问题解决之后，杨经建才开始着手文学史的研究。但是，从这部书可以看出，杨经建依然感到“合法性”的焦虑，他没有单纯地叙述文学史，而是采用史、论结合的书写方式，其中“论”的部分承担了大量“合法性”的论证工作。

　　判断某种国外文艺思潮是否存在必须建立在影响和实践的事实上，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主义影响了中国并被作家广泛吸纳、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20世纪中国的确出现过存在主义文艺思潮。杨经建紧紧把握两个事实逻辑：其一是“西学东渐”的风潮。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潮，存在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性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二是存在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杨经建认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正是这种精神契合使中国作家容易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

　　“合法性”的整体逻辑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文学实践层面的事实论证。在这部分，杨经建双面作战，一方面，他描绘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一方面，他又证明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主义文学具有合法性。在杨经建看来，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可以划分为六个历史阶段：“五四”新文学运动、早期象征诗派、30年代的新感觉派、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作家群、50-70年代的红色文学、新时期文学。在这六个阶段建立统一、连贯、完整的历史逻辑和内部秩序并非易事，文学的发展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多变，从中拉出一条脉络清晰的线索总是会遇到各种梗节和断裂。杨经建的逻辑推理能力令人称赞，他像一台马力十足的挖土机在杂乱无章的文学地形中打通了一条存在主义文学的通道，其中的艰难险阻也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杨经建一定遇到不少像花岗岩一样坚硬的难题，但是本书最富创见和思想火花的恰恰是那些顽石被凿开之处。

　　杨经建严谨、深入的逻辑思维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学院派批评，不知从何开始，人们对学院派批评的印象就是学究、刻板、晦涩、无趣。其实，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并非如此，如果读过耶鲁学派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你就会知道学院派批评是如何的正统、厚重、迷人、深邃。杨经建是典型的学院派批评家，比起花哨的遣词造句，他更擅长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度的哲学思考，这也许和他多年来潜心阅读德国哲学有关。

　　同时，杨经建的内心也住着理性的海德格尔和感性的萨特，很多时候，萨特更是占据主导位置。杨经建体验最深刻的也许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虚无”，他之所以花费十年光阴研究存在主义文学，与其自身的精神危机有关，虚无感笼罩在他的精神世界，挥之不去。本真的学术是解决自己与世界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存在主义文学研究认识自己的人生处境，同时又把存在主义文学当做知音，分享、化解自己的虚无。因此，《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一书既是学术之书，又是救赎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