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五大道》——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交响(张同道)

　　“五大道”是一个饱含文化记忆的地理符号，是天津九国租界的代表。作为北方重镇，天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津文化隐喻了近代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在西方的激烈冲撞下，中国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走上自强不息之路。人文纪录片《五大道》正是以天津租界为舞台，演绎了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衰落与艰难的新生，既揭示天津文化的生成历程，也为读解历史打开了多重空间。

　　天津曾是中国历史一个迟迟无法愈合的伤口。1858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是从这里登岸进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辛丑条约》，天津也因此开埠，设立租界。强烈的民族屈辱感迫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采用控诉视角来看待历史。然而，历经百年沧桑、百年奋争，今日天津已成为国际化都市：当年西方军队登陆的码头往来着世界各地的船队，五大道的西洋建筑作为历史文化街区、风情旅游区，让中外游客如同穿梭时空般心生惊讶。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租界已成往事，昔日洋楼如今住进了中国人家。正是源于这种历史语境和文化自信，纪录片《五大道》可以站在今日现实的高度重新反思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交响中，放弃简单的控诉姿态，从容描绘并且读解一座城市的容颜变迁。

　　影片第一集《开埠》大胆选取英法联军的后代、英国人菲尔·柯姆讲述这段历史。柯姆来到天津，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向大沽炮台纪念馆捐献他高祖贝克军士当年用过的一张英军地图。解说词这样写道：“菲尔·柯姆结束了在中国的旅行，他对祖先参加了那场野蛮劫掠，深感沉痛。在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为那一段东方的记忆，续写了一个跨越百年的结尾。”时间和自信弥合了历史伤口，开放、自强的中国为纪录片《五大道》提供了一个叙事的语境和起点，同样可以让我们从容看待历史——哪怕是曾经沉重的一页。影片中，《北洋》一集让袁世凯的孙辈讲述北洋时代，《遗风》从花鸟鱼虫市场开始讲述天津的休闲风尚，《空间》从一座桥梁讲述这座城市的规划和交通。从时代切口探望昨天，就会发现历史并未走远，它依然顽强地存活于现实之中。

　　作为一种跨时空、跨文化的媒介形态，纪录片的思想深度与视野广度决定了作品的高度。《五大道》拒绝了传奇的诱惑——虽然题材本身的丰富足以支撑这种更易赢得眼球的方式，而是采用纵向历史与横向主题组合的结构，大张大合地再现天津的发展历程。在它的表现视野里，城市绝非单线条图画，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元素的汇合、扭结甚至冲突的结果。在历史、建筑、商业、时尚、文化、教育等多元视角的观照下，《五大道》成功地揭示了天津文化的生成过程与基因密码，借助物质遗迹以及精神留存，从容地梳理天津的文化脉流，为大众认识天津、观察历史、把握现实提供了一条开阔的通道，这也是一种文化寻根。

　　从纪实美学向戏剧美学的转换是中国纪录片近年的突出特征。《五大道》放弃宏大叙事，在精心研读史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主题将百年历史提炼为一组组故事，并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表现。在炮火与汽笛交替、银元与机器交响的舞台上，侵略军、传教士、政客、军阀、遗老、商人、江湖浪子、投机赌徒，各色人等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出出人生戏剧，或荒诞，或悲壮，或传奇，或震撼，性格鲜明，情绪饱满，充满命运感和时代性。《开埠》开阖自如，从容之中隐藏玄机，如甲午海战中日本奸细的故事揭秘就引人入胜。《遗风》有许多生动的历史画面：庆王载振府上的京剧堂会，名角荟萃；太监总管小德张每天拎着扫帚，将溥仪居住的静园扫得干干净净。《实业》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开平矿务局与滦州矿务局的竞争、永利碱业与卜内门的搏斗牵动人心。而《北洋》仿佛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代敲门，命运引路，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喜剧。

　　全片出现的历史人物、现实人物，包括中外学者、名人后裔等有165人之多，因为篇幅所限，不可能像传记片那样浓墨重彩、精雕细刻。然而，这也正是《五大道》展示艺术功力之处，寥寥几个镜头，一个微妙的细节，人物性格就跃然而出。准确的细节具有无可比拟的表达力与传播力，而提炼出这样的准确细节需要深厚的艺术洞察力——这不能不谈起本片总导演祖光。作为一位资深纪录片人，他曾经创作了《延安时代》《解读皇粮国税》《中华魂脉》等许多优秀作品，在中国纪录片产业升级、品质提升的今天，他不甘固步自封，拿出这样一部视野开阔、内涵丰富、制作精良的作品，实现了纪录片创作的一次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