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改革应借鉴散曲 ——《古今百家散曲钞》自序(杨子才)

　　编就《古今百家散曲钞》，我决定不请别人，由自己写序。不请他人代庖，是因为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我已到了垂暮之年，何以还要日日伏案，用放大镜照着“爬格子”，干这种“自讨苦吃”的事儿？其中缘由，我自己比局外人更易说得明白。

　　我要说的话，得分三个方面来说。

　　1 散曲又称“清唱”，乃市井所唱小曲，它产生于民间，由社会底层兴起，最后成为元代文坛的主体，光耀中华大地，它是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当时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惨居“九儒十丐”之列(据有关史料，所分十等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一剧烈变动把知识分子赶出了社会上层的“象牙塔”，使许多人沦落于社会底层，与贩夫走卒、勾栏歌女相伴。但“文章憎命达”，事物相反而相成。这种“九儒十丐”的局面却带来了元曲的勃兴。知识分子们了解了民间疾苦，体察了社会的不平，发为诗歌，就使元曲得以容纳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泼辣尖锐的内容，形成它显著的风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比诗、词更具有人民性的诗歌样式。如元人刘时中《上高监司》的套数，其中有这样一支单曲：

　　［叨叨令］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

　　此类作品，在元代散曲中比比皆是。

　　文人融入民间，体察百姓苦难，还使他们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在元代前期散曲家张养浩的作品中展现得最为显著。请看他的小令[中吕·山披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首小令在中国数千年的诗歌史上前所未有。它从历代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之中揭示出了王朝屡屡变换，而劳动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苦难却从未更易的现实。百姓的苦难没有尽头，人何以堪？情何以堪？这首散曲，是对封建制度的谴责，是对被压迫人民命运的悲悯。

　　正是这类充溢人民性的篇章，使元代散曲异军突起，成为中国诗坛光照千秋的瑰宝。

　　2 还在30多年前，准确地说，是在1978年秋，当代散曲名家赵朴初先生的《片石集》刚一出版，笔者就购来阅读。这本书在序言中说：“记得1965年春天，陈毅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我说，毛主席曾向他讲到中国文艺改革以诗歌为最难，大约需要50年的时间。”对于如何改革，赵朴初说：“我认为，‘曲’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诗歌形式，还是颇有可为的。对于创立我国的新诗歌，还是可以起帮助作用的。”

　　赵朴初此论，笔者深为赞同。长期以来，通过阅读历代存世散曲，并将它与诗、词比较，进而研究曲坛专家的有关论述，还使笔者认识到，散曲有下述五项优长，十分值得今人在诗歌改革中学习借鉴：

　　其一，“曲”这种传统诗歌形式最能融入口语。中国古文以单音词为主，而当代语言以双音词为主，古典诗词都以单音调进行创作，到了今天，它便与流行语言产生巨大矛盾，形成文言脱离，背道而驰。散曲由于产生于民间，历来喜用平民百姓的口头语言，又可以使用衬字，这就使它在今天最能融入口语，做到在歌曲中使用的文辞与口语相统一。因此，学习借鉴散曲最利于诗歌的改革，使之迈向适应现代生活的康庄大道。

　　其二，“曲”这种传统诗歌形式历来能俗能雅。在古典诗、词中，“下里巴人”的俚语俗言因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一出现便被视为“瑕疵”。散曲由于来自社会底层，从一开始就不仅容许尖新、刻露、俚俗的词句存在，而且纳入上述词语的散曲还被嘉许为“出色当行”。这个发展变化就使散曲得以雅俗相济，既为文人学士所接受，又为平民百姓所欢迎。而雅俗共赏，如同《红楼梦》中的歌曲一样，乃是文学创作所应追求的极终目的。

　　其三，“曲”这种传统诗歌形式，较之诗、词更为灵活自由。诗盛于唐，以五、七言句式为主；词兴于宋，句子可长可短。这虽然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词每首却又篇幅固定，字句不容增减。它看似突破了某些局限，容易了些，但实际上却似宽实严(每个字都不许填错)，一般人更加不易掌握。而散曲的许多曲调可以顺着旋律的往复，句数的多少自由增减，句子的字数也可长可短，较之诗、词，它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大为增加。借鉴散曲的这个长处，显然有助于今日诗歌的改革与发展。

　　其四，“曲”的用韵可以平仄混押，韵文无论诗、词、曲、赋都必押韵。但古典诗词，每首平仄韵不得通用，错用一韵就贻笑大方，而散曲可以平仄混押，大大解放了作者手脚，使诗歌的路数更为宽广。借鉴这个长处可使今人在写作时免除“韵律难通”的烦恼。

　　其五，历代的散曲名家都有不少“自度曲”。这种“自度曲”作者可以自己制腔，自己作词，只要便于歌唱，你便创制了新曲。无疑，学习历代众多“自度曲”的创新手法，也有利于今日诗歌的改革与发展。

　　3 由于时代变迁，辛亥革命之后，在不足40年的民国，散曲作家的数量已远不如前，作品也难以寻觅(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本民国的散曲总集问世)，到了新中国，能写散曲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搜集其作品难如大海捞针。

　　尽管很难，笔者由于长期爱好读曲，因而对现当代的散曲作品一直是孜孜以求。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多年访求，还是搜集到了不小的一批(选入本书的有35家163首、套)。从全书比例看，这超过了明代的收入量。这样做并非全属“厚今薄古”，而是因为反复研读这批作品，笔者发现它们有三点不容忽视：

　　第一，吟咏题目多为现当代的人和事(吊古之作也有，但不多)。因为时间隔得短，这些散曲更易为今人所接纳，作者所抒发的情感更与今人相通。适当多收，可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第二，这部分散曲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如由民国进入新中国的散曲女作家陈翠娜(1902-1968)，在暮年写过一个套数，题名《自挽曲》，异彩纷呈，达人大观，语言新颖瑰奇，道前人所未道，看罢令人叫绝。还有，排列在本书之末、今年只有41岁，来自社会底层的当代诗坛奇人王洗尘，在他的《倒骑驴集》中，有散曲197首(本书选入14首)。其中的佳作即使置于元、明、清大家的散曲之林中，亦可昂然挺立而无愧色。

　　第三，这部分散曲，对元、明、清三代的散曲，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嬗变。如兴起于清代早期、盛行于清代中后期、至现当代仍在流传的八角鼓岔曲(还有京韵大鼓等)，对历代散曲就有不少超越。它更适于今人吟唱，更加音韵悠长，更富人生哲理……它无疑是散曲的分支。若忽视它们，无异于有眼无珠，是不可允许的一大过错。

　　古谚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行文至此，笔者猛然想到，再过些日子，老朽我就到了该“自己去”的年龄上限。此时此刻，我想请苍天通融一下，在这个限令中增入“出罢书”三个字，使之成为“七十三，八十四，出罢书，阎王不请自己去。”所以作此宽限的请求，是因为在我一生所写所编的23本书中，这本《古今百家散曲钞》最有味，不出版太遗憾，遗憾之最为巨大者，是假若有一天诺贝尔奖也颁发给已经“自己去”了的人，这本书中的一批作者极有资格成为得主。正像莎士比亚比英国当今任何作家都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一样，中国作家该得奖的，更是死去的比活着的多。毕竟天道轮回，历代的关汉卿们也该走出“九儒十丐”的阴影，改变被眼里只有“阳春白雪”的人歧视的命运，着实风光一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