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力量(孙婧)

　　评论家谢有顺提出：“文学批评的当下的价值，就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上。”文学批评不能脱离当下社会的文学实践。文学实践是鲜活的，文学批评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对鲜活的文学创作做出即时的跟踪与判断，要联系文化语境对文学文本的多重意义进行梳理和辨析，从而彰显出文学批评的正义力量。

　　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写作被西方的学术概念抽象化，接不上本土文学鲜活的地气，让中国的作家们望“洋”兴叹，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巨大裂谷。文学批评的当下性、消费时代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消费主义语境下文学批评如何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等问题，已然成为一堆难以回避的学术话题。这些话题不仅会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当代文学的准确判断和认识，同时也涉及到中国文学批评内在机制的重新建构和逻辑转型。向荣的《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年后的中国小说批评》一书，正是一部对发生的文学事实深度介入的批评专著，让我们看到了理论批评与当下文学创作实践构建新型对话关系的不懈努力和希望。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当代文学作品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作品不断被提及，也引起一些争议，这种争议事实上不仅是对作品本身，更是长期以来关于文学批评去向的交锋。《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年后的中国小说批评》以一种先锋的视角和一种批判的自觉比较全面地反映出1990年后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与当代小说的内在深层的关联，作者从文学批评在消费时代的话语方式的角度切入，考察消费主义与文学的文化和审美关联。作者精心选择了生长于中国当代消费主义土壤的当代小说文本，关注了消费主义对文学的深度影响和在文本型态和文化形态中显示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力图从诗性正义出发，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为达到对此的清楚阐释，作者列举了1990年后的当代小说的成就和缺陷，从先锋小说的寂灭终结，到日常叙事的兴起；从小说的中产趣味到女性主义文学的自我想象；从女性小说拓展的多元叙事到自由诗学；从乡土文学到四川小说的地方性经验，在这样的论述中，让我们看到，文化所裁决的文学构成了当代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关涉社会生活本身，更在于文学作为文化客体的存在。文学不是纯粹精神的孤立存在，它归根结底存在于社会的文化语境，受到社会历史的深刻制约。让文化语境进入文学批评的范围，是其突出特点。有了如此的研究和呈现，文学批评就变得丰富，也变得真实起来。但作者并没有因此陷入概念演绎和以理论推演理论的抽象表述，他关注用文学事实说话。包括他对意识形态物质因素的关注，对理想、自由、心灵、情感一类价值范畴的分析，对建构文化批评合法性的描述，都尽可能由对文学事实本身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的关注。这是文学批评观念的质的变化，这种文化社会学转向呈现出当代文学批评的理性复归的路向，也焕发出了文学批评应有的文化品格。

　　文学作品给文学理论提出问题，给文学批评提出了挑战。今天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有着对存在主义的调侃，也有着对当下社会的解构，对此现象，作者不是简单地批判。他意识到，任何文学文本的创造都有文化背景及其资源的支撑，确立某一文化形态的形式规范，这样的形式规范就具有了现实的物质性。文学的生产来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物质条件，来源于人们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建构和重构，而任何一种文学的感性认识都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的人性、情感的表达。书中呈现的批评觉悟是，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生产，那么这种文化生产既具有明显的精神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确，文学生产是意识形态形式的特殊过程，文学生产也具有物质性，并且贯穿到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消费主义的发展带来的精神危机、理想破灭、道德沦丧，权力、资本、物质对人性的压抑、腐化，人性的阴暗和现实的恶浊，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精英的作品中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作者不是简单地抛弃了消费化的消费主义批评，而是以一个学者的辩证理性注意到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他在这样的批评中建立了文学批评面向文化的话语方式。文学的社会化，这种政治集体无意识潜存于作家的创作中，导致文学成为一种社会公共性政治场域。《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年后的中国小说批评》为我们呈现了这种批评的力量，这是尤其令人欣喜。

　　同时，它使文学批评从理论的矫饰和附庸下解放出来，是文学批评真正获得发展的关键路径。

　　在这个消费文化成为显学的时代，文学批评的转向，也正是文化转型的重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本书作者向荣的一句话值得我们久久回味：“文学只有重返公共立场，担当起弘扬诗性正义的社会使命，才可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审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