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召集评论家为青年作家创作把脉

　　金秋的《十月》，凝聚着不一样的收获。李亚、弋舟和阿袁，三位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孟繁华、贺绍俊、何向阳、王春林、杨庆祥、饶翔、陈思等青年评论家，以文学的名义聚集在一起。

　　在贺绍俊的印象中，这样的聚会在20世纪80年代常有，而90年代以后，研讨会也出现了“经济学”，多是为已出版的图书或名家组织研讨，杂志社能够为尚不很知名的作家举行作品研讨会，几乎是绝无仅有。

　　《十月》副主编宁肯看到了更有意思的现象。老中青三代批评家在这里聚集，他们之间也构成了对话关系。对于同一部的作品50年代出生的孟繁华谈到历史和宏大叙事，谈到如何继承传统古典，谈到面对同样主题如何反映；而60年代出生的何向阳和王春林，则从技术化的角度点评作品，更关心小说的文本。王春林甚至用金庸小说南帝北丐的方式解读进入文本；而80后出生的批评家们则是多元的。他们没有统一的语言场，均从各自的角度评论，同时也构成了与50后批评家的对话关系。比如谈到阿袁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孟繁华认为是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丑恶，但在饶翔看来阿袁以反讽描写知识分子，非常可爱而且自然。宁肯说，这些不同角度的评论建立了文学的场。

　　在谈到具体作品时，孟繁华认为，李亚的《武人列传》、《电影》有非常独特的叙事风格。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今天，我们对西方话语资源、讲述方式的理解、借鉴和吸纳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应该强调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回归文坛。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面对当下的困境，作品充满力量。而阿袁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变得无比猥琐卑微，没有担当。贺绍俊从作家主体给他的印象上分别阐述：“李亚像淘气者，弋舟是思想者，阿袁是智者；他们的叙述方式不同：李亚是情趣化的叙述，弋舟是戏剧化的叙述，而阿袁是日常化的叙述；他们写作姿态也不一样，李亚快乐，弋舟凝重，阿袁沉思；他们也有不同的典型情结，李亚有一种家乡情结，这种情节给他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给文学想象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弋舟有一种道德情结，他面对世界更多的是从中发现道德的问题和症结；阿袁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贺绍俊说，由此三者小说风格也不一样，李亚的小说有一种猴气，弋舟有一种典雅气，阿袁的文字有书香气。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三人的创作。他认为弋舟的小说语言不仅有诗性，更具穿透社会世相的能力，阿袁标志性的作品是表现学院知识分子，她对知识分子有真切的观察和体验，对其复杂的精神世界有深入的理解和精准的表达。而李亚小说是民间书写，70后的作家大多数已经不再讲述乡村故事，李亚是70后作家标志性的存在，是乡村意志的表达者和书写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注意到的是，很少有作家在当代知识分子题材上写好的原因在于，我们找不到典型的知识分子可供解剖和面对。“所有知识分子在阿袁笔下都是小市民，这恰恰揭示了时代的症候，但是，把知识分子的困境和小聪明写得惟妙惟肖的同时，应该意识到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小聪明，如果没有写出内在的绝望感，就不能算是写好了知识分子。如何直达时代内心的深处，需要有一个更锐利的东西。”